学以向善

经常看到一些儒雅之士，在十分庄重的场合侃侃而谈：“读书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学会如何做人。”这当然不是什么创见，实际上，几千年来，从孔夫子起的读书人，主要的功夫就放在“做人”二字上了。做人的诀窍自然已被琢磨得浑圆剔透，但真正修成正果堪称善人者似乎并不多。那么，“学以向善”是培植道德的可靠途径吗？

千年教化

依靠读书修炼德行，是一个遍及全人类的现象。你只要看看，千千万万的教徒，手捧圣经或可兰经念念有词，无比虔诚，就相信此言不虚了。不过，如果有一个民族只想靠读《论语》一类的世俗之书进入道德王国，其热情历数千年而不衰，那就只有中国人了。

中国人至今坚信，德行是从书中学来的。也未必要博览群书，读圣贤之书足矣。更明确点说，读四书五经——至多加上它们的某些注释——就够了。一点没错，四书五经中充满了道德箴言，尽管篇幅不是很大，但字字珠玑，义高意远，足够你推敲琢磨一辈子。

试看随便挑出的一些警句：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隠，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

对于这些圣贤之言，不知今天的年青人观感如何，旧时代的读书人肯定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绝不可能有任何不敬的异议。平心而论，也看不出圣人的言论有什么明显的毛病，谁又会去无端挑刺呢？况且在秦代之后，非议儒家经典也是大不敬啊，非社会所能容。

圣人千言万语，无非是给世人定下一个道德标准，使其“做人”时有所遵循。大多数读书人似乎也确实心领神会，毕生砥砺修炼，以作孔门之徒为期许。然而，德行是一种高度实践性的东西，理论信仰与口头宣示都不易化为实际行为。而且，孔孟所树立的标杆之高，实际上已是圣人的标准了。孔孟本人是否已完全达到这些标准，史事漫远，无从考核。至于后世人，则肯定学成的少，有负圣教者居多。如果不是这样，古代社会就不致那样晦暗，那样恶行遍地，篡杀劫夺连绵不断。这方面史上证据不可胜数，且不去说它。值得提及的只是：恰好是一些著名的孔学门徒——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学习经典的标兵——德行有亏，例如一代大师朱熹、王阳明、康有为都不乏秽闻，不知是否有人能为他们彻底澄清？

因此，基于阅读经典的千年教化，其成就是令人失望的。

再蹈覆辙

客观点说，古代经典在纯化道德方面之所以成效不彰，并非完全是经典本身的局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古代士人之所以苦读经书，甚至皓首穷经，多半不是为了提高德行，而是为应对科举考试。这实在无可指责，谁能不看重科举这一获取功名的唯一途径呢？清末废除科举之后，读四书五经的热情岂能依然如故？“五四”扫荡孔家店之后，就更不必说了。在遗老们看来，此后似乎真正礼崩乐坏、洪水滔天了。这件事情太复杂，不去说它。我们感兴趣的只是：不再读经典，靠什么去实现道德教化呢？

事情的吊诡恰恰在这里：正是那些最坚决打倒孔家店的人，那些声称与传统彻底决裂的人，忠实地继承了那项最重要的古代传统，即依靠学习经典来重建社会道德。只是，现在不再用儒家经典，而是代之以新的经典——现代圣人的著作。这件事情做得如此大张旗鼓、气盖山河，远非昔日士子诵读孔孟之书的冷清场面所可比拟。现代读经不似儒生们的寒窗默诵，而是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且高潮迭起，甚至在21世纪还掀起了一次高潮，那就是震惊中外的重庆读唱讲传。不过，我并不认为应将读唱讲传归于薄熙来的发明，实际上，从延安时代开始这件事已经整整干了70年了，只是此前没有用这一名称而已。大读圣人经典的局面，想必天国中的孔夫子也会高兴：尽管他的书已被冷落——且不说最近又红火起来——，但他所开创的靠圣人之书传道扬善的事业，毕竟后继有人啊！

只是，今圣人的运气并不比孔圣人好些，实际上更差。学习现代经典的狂飙运动，并没有开启一个“人尽尧舜”的太平盛世，倒是铸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败德时代。“读唱讲传时代”有多少败德劣行，人们已说得够多了，且略去不提。至于何以至此，其一般性理由与古代经典不足以完成其教化使命的道理一样，下面还要细说；其特殊理由则是，现代经典的核心精神是“与人斗其乐无穷”，正是这一超凡脱俗的教义，彻底颠覆了孔夫子所倡导的那种“温良恭俭让”的中庸传统，在亿万人心中激发出挑战任何人伦大义与公序良俗的狂热，而其骇人后果已非笔墨所能形容。

这样一来，我们的文明史就有了前后两个“读经时代”，两者所崇奉的经典似乎完全对立，但寓道德教化于尊典诵经，则如出一辙，其效果也大体一样：不仅没有纯化道德，而且使道德沦丧愈演愈烈，后一时代尤其如此。今天的整体道德水平如何，少有人愿意作公开评论；至于实际感受，则任何经历了购物、就医、乘车、求职、诉讼、交友、婚嫁的人，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其真实性是不会有疑问的。

学能向善？

这就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何以学习经典不足以使人向善呢？

是所学的经典不具有足够的正面价值吗？我们已经看到，两种性质上很不相同的经典同样效果不佳，总不能说两者都不足取吧。如果仅仅两个例子不足以说明问题，还可以考虑更多的例子，例如每日读可兰经的穆斯林善心如何，是人所共知的。可见，经典之所以不足以使人向善，其缘由主要还不在于经典本身。当然，如前面已提及的，坏经典更不堪问。

是学经典者的动机不纯正吗？这个理由更不靠谱。即使动机可用来解释结果——你知道并非总是如此——也只能解释一时一事，岂能解释众多人参与且历时长久、但对于使人向善少有效果的经典学习？

是学习得还不够——用一句现代套话就是：学习还抓得不够持久深入吗？这个理由用到古代读经显然荒谬至极；用在现代经典学习，却正是许多忧心于世风日下的正统人士的想法，他们正为此而大声疾呼呢。不过，这也毫无道理，极左年代的学习还要何等“持久深入”，那时可曾见到什么效果？那时的人确实比现在更循规蹈矩，但那不过是出于恐惧，岂为经典激发善心的结果？

既然这些全都不是理由，那就不能不承认，“学不来善”，乃是一条通则。从书中“学习做人”竟然如此无功可收，岂不费解？这就需要稍作分析。

从源头上说，似乎还得追溯到人天性中的善。善当然并非道德的全部，但肯定是道德的核心；修炼德性的主要目标，就是诚心向善。中国自古就有“性本善”与“性本恶”之争。其实这一争论并无意义，很简单的观察就会发现，无论善与恶都植根于人的天性，因而孟子与荀子两人都对错居半。从逻辑上说，“人人可以成尧舜”与“人人可以成桀纣”都说得通；但现实中，人们的道德面貌势必千差万别。造成这种差别的主因是什么呢？自傅里叶、孔德到马克思、韦伯等社会学大师的看法，大体上是一致的，即认定人是环境的产物。在每一特定时代与特定地域，具有支配力量的环境因素决定了人们道德面貌的主流状态；至于不可胜数的特殊因素所造成的个体差异，对于个人无疑是重要的，但不足以改变整个社会的平均道德水平与整体的道德倾向。看不到这一点而自命为历史唯物论者，是很令人不屑的。

如果认可以上观点，那么就得承认：人们是否向善以及向善的程度如何，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而不取决于读圣贤书的多寡。从根本上说，“学以向善”只能是天真的幻想，自古至今从未成为现实，今后也不可能成为现实。与其徒然地动员人们去面壁苦读、学习做人，还不如作点改进制度、改造环境的实际努力。试想，如果你的上司与同僚都在肆无忌惮地捞钱，丝毫不必担心撞上某堵制度的墙，你还会很在意圣贤书中的谆谆训诫吗？今天贪官之多，如蝗虫般遮天蔽日，他们读的经典、学的文件车载斗量，还比老百姓少了去，但其心中的善何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排除读书对于塑造灵魂的作用；尤其不能排除，读书对于塑造某些特殊人物的巨大作用。但这并不能成为普遍规律；绝不可能通过发动一场学习运动来造就整整一代善人。

不要以为这只是空谈玄理的抽象分析，你完全可以诉诸很实际的日常观察。你不妨审察一下自己、你的儿女以及周边的人，其行为举止与处世准则究竟有多少源于书本！不错，每个人都在学习，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在“学习做人”，但多半不是向书本学习，而是向周边的人学习，向环境学习，而且多半是一种无意识的模仿，而不是君子们常常津津乐道的自觉的修身养性。干脆地说，这个浑浊尘世既不是柏拉图的学园，也不是朱熹大圣人的书院，没有几个人会意识到需要修身养性、学以向善，大多数人只不过是无所用心地打发着平凡的日子。但以为这样一来就必定普遍道德低下，世道崩坏，那倒是杞人忧天。

如果你完全没有听说过，某些非教化所及的荒野之地，恰好是有良风美俗的世外桃源，那就真是孤陋寡闻了。须知，社会环境中任何正面的因素，都会在大多数人心中悄然种下善果，尽管人们浑然不觉，但那教化的力量远胜古今圣人的千言万语。只是在这种意义上，“学以向善”才成为一种正面的人类经验。

无论中外的经验，都导向同一个结论：对于一个人的人格形成与道德成长，潜移默化的环境影响远胜于刻意为之的道德教化。实际上，仅仅这样说还远远不够。应当进一步强调：不自然的、强制的“学习做人”，尤其是依靠一群德行低下的伪君子或猥琐小人去督导人们学习做人，不仅无益，适足以扭曲人性，妨碍正常的心智发育与健全人格的形成，其消极后果是怎么说都不过分的。胡长清一类的贪官，在事发之前大作廉政报告的故事，已经听得多了；这种场景对社会毒害之深，令人心寒。

我们的社会中有那样多的伪君子、寡廉鲜耻之徒、双重人格者，以致为贪官队伍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后备军，当然有许多复杂的原因，但不能不说与违情背理的教化方式有关。这条吊诡的因果链，能被自信满满的主事者注意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