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与奥地利经济学之间联系的内在机制

经济学，更确切地说是行为学，是一门价值中立的科学。用罗斯巴德的话来说，行为学研究的是行动者的价值观、目标和行为，而不是“他们应该如何行动”或“他们应当如何行动”。欲望的伦理属性并非行为学的范畴，但这并不妨碍这两门知识体系相互补充。

罗斯巴德在《自由的伦理》中阐明，自然法为人类指明了应当追求的目标，因为这些目标符合人类的本性，从而构成了一门“幸福科学”，揭示了通往幸福的路径；而行为学则从形式上分析幸福，将其视为个人在其价值体系中设定的目标的实现。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区别在于，前者所关注的价值是主观的，而后者所关注的价值是客观的，但这二者并非必然矛盾。

在经济学中考虑伦理问题的理由在于，尽管经济学可以证明保护财产权对于帮助更多人实现自身目标至关重要，但仍需要对自由和财产进行伦理上的论证。也就是说，有必要对哪种政治哲学最为正确，以及如何在相应的法律框架内界定财产权和犯罪行为做出伦理判断。

迈克尔·阿卡德解释说，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与奥地利学派的联系在于，善是促使主体行动的动力，而公共利益则是维系社群且自身不会耗竭的要素。亚里士多德指出，每个社群都围绕着公共利益而产生，这一点在市场中也同样适用，自愿合作旨在实现生产和交换等共同目标。用奥地利学派的术语来说，市场并非仅仅是个体交换的总和，而是一种由共同利益引导的自发秩序。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并非否定个体行动，而是引导个体行动在劳动分工框架内实现互惠互利，使每个参与者都能通过交换追求自身的幸福。

自然法——正如罗斯巴德上文所述——可以定义为“理性能够从人性的基本倾向中发现的、绝对的、永恒不变的、普遍适用于所有时间和地点的人类行为原则”。正如人类为了追求某种目的而行动一样，理性也能将这些目的感知为善或恶。这就需要人性的概念，而人性本身不应引起争议，因为万物（包括人类）都具有特定的本性，这种本性是可以观察和理性思考的。对自然法理论的主要科学批评在于，其支持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仅仅因为这一点就放弃对自然法的研究是荒谬的，正如我们不会因为已知远少于未知，或者因为过去的某些天文理论被证明是错误的就放弃天文学一样。

自然法在法律和经济学领域都具有根本性的贡献。在法律领域，弗雷德里克·巴斯夏解释说，法律是个人合法自卫权（即人身、自由和财产权）的集体组织：这些权利是自然赋予我们的，也就是上帝赋予我们的。在经济学领域，对自然法的信仰就是对秩序的信仰。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虽然作为一名功利主义者对自然法持批判态度，但他仍然承认，这一理论有助于我们确信自然秩序的存在、人类理性的重要性，以及通过行为的后果来判断其善恶的方法。尽管米塞斯将基于财产权和劳动分工的市场经济视为互利合作的自然秩序，但我们同意马丁·罗恩海默的观点，即米塞斯的功利主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功利主义，而是一种以每个人的福祉和幸福为中心的伦理学，这种福祉和幸福可以通过理性来发现。米塞斯并非因为市场有利于大多数人而为其辩护，而是因为它尊重每个人的偏好和选择。因此，他与自然法以及市场是符合人性的经济秩序这一理念并无太大分歧。

我们不想在不批判建构主义伦理学的情况下就草草收尾。建构主义伦理学试图在未能正确理解人性的情况下构建理论。正如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所言，我们必须批判那些完全脱离制度环境来评判真实市场过程的“涅槃理论”；同时，正如达尔马西奥·内格罗所指出的，我们也必须批判那些试图通过诸如义务论之类的“最低限度伦理学”来构建缺乏宗教基础的道德主义的尝试，因为这些尝试会为虚无主义打开大门。

在这方面，让·贝思克·埃尔什泰因在《主权：上帝、国家与自我》一书中批评康德伦理学僵化的道德主义，认为其基于脱离现实的抽象原则。例如，如果一个杀人犯正在寻找你藏在你家中的朋友，并询问他是否在家，那么声称永远说真话是绝对的义务可能会变得残酷和不人道，在这种情况下，说真话反而是道德上错误的选择。这就是执着于虚幻的道德纯洁性而忽视存在复杂性的问题所在。

极端个人主义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因为它与一种人类脱离制度的心理密切相关，正如罗伯特·尼斯贝特所指出的那样。“经济人”正是这种心理的体现：个体仅仅为了获取利益和物质收益而行动，最终导致对人类行为的机械论解读。

最后，伟大的经济学家威廉·罗普克批评了当代宏观经济学旗帜下经济思想的集中化和机械化倾向。这种倾向试图运用数理统计方法预先计算结果，而实际上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精神的科学。的确，在这方面，他是一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因为只有奥地利学派才拥有研究供求关系之外事物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