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6没有经济胜利 对美国发起“贸易战”的批判（下篇）

经济问题与政策问题

国际贸易以及对它的干预，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问题。因为在经济学中，“国”没有位置。贸易就是贸易，经济主体之间的自愿交换。衙门是明确的组织，有自己的财产，可以作为交易主体，比如政府采购，但“国”不可以成为交易的主体，因为它不是有目的的组织。

举个例子，国营医院干诊病房通过政府采购招标买了一包美国尿不湿，给高级干部使用。这是为了服务老干部，也符合衙门的利益，是衙门用自己的财政收入，去为了满足本组织内部机理的需求来做的事情，但这跟“国”没有关系。我给我外公买了一包尿不湿，是满足我关爱亲人的需要，与国家没有任何关系，与衙门也没有关系。无论显赫的老干部，还是我外公一介平民，都不是为国拉屎。国不是个人，也不是个人有目的形成的有具体的人负责决策的组织，而是一个群体概念，它没有统一的目的。一个有目的行动经济主体才可以有财产，才会去支配财产，而交易是主体之间为了更好地满足自己的欲望，有目的的自愿的财产交换，所以至少在经济领域，国际贸易并不特殊，所以也不用单独拿出来在经济理论中单独论述国际贸易理论。

然而，当我们谈到实际世界中的经济问题的时候，国际贸易又确实是与国内贸易不同的问题。这是因为我们经济学家主张的自由放任经济秩序，从来没有不受干扰的实现。类似特朗普贸易战之类的事情，从来不是纯经济学的问题。而是在权力背景下的特殊领域的经济活动。它不但跟任何交易一样，满足买卖双方的需要，还要面对统治者有目的的干预。这样，在分析贸易战这样的问题上的时候，我们不能无视对统治者的目的-手段的分析。

政治行动与人的行动学

米塞斯一句“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拓清了“人的行动学”的疆域。经济学是人的行动学中最发达的分支。经济行动中的人是有目的的，目的是价值的实现，手段是交易。故而，经济学又叫交换学。当我们用经济学的理论——正如本文前两部份的论述——来评价统治者的行动的时候，经常会被冠以“不通世故的书呆子”的名号。那么一个很清楚的共识——经济学不能囊括人的行动的全部，而只是人的行动的一部分。我们需要用人的行动学来分析统治者的行为。

统治者的行为目的是追求权力，相应的市场中的行动人的行动是行使权利——交易财产的权利。权力是一定在权利（也即是财产全）之外的，否则它就是权利或财产权本身。

人们对权力的定义往往混淆了一些权利的特殊形式。比如影响力和关系财货。影响力（或权威、威信）仅仅是一个人通过树立权威，让其他人自愿遵从自己的意见。正如一个企业树立品牌，成为名牌产品吸引消费者无脑买买买。这跟权力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而是实实在在的权利领域。而“关系财货”则是一种人际关系被认为有价值，于是具有了财货性质。比如员工为讨好上司而愿意付出劳动合同外的一些辛劳代价，就跟男人追妹子时自愿被支使和花钱一样，并非一种权力，而是一种经济行为——财货是一切被行动人认为有用的行为，无论他付出代价是否一定会遂愿，只要是自愿的就是经济行为。如果权力这个词不能与权利作很好的分割，那这个词是混沌的，使用这样的混沌定义的人要么是对权力的本质认识不清，要么是恶意的权利相对论者。下面，为权力作一个清晰的定义。

权力就是谋求侵犯他人财产权，又不会受到社会反抗甚至杯葛的特权。它是通过符合这一时期社会一般成员的观念形态建立的，也随着观念形态的变迁而变化。政治行动的原则，首先是确保权力的持续有效，要么固守旧有的传统观念形态，要么谋求构建和诱导未来的观念形态向自己有利的方面转变。进一步则谋求权力的扩大，当它谋求权力深度的扩大，则必须改变现有观念形态，如果谋求权力地理范围的扩大，则在外交方面体现出帝国主义特征。保守主义的权力观念缺乏进取性，然而权力建立在侵犯人的产权的性质并无变化。

统治者或在野的统治者的政治行动，一定是以追求权力为目的的，否则就不是一个明智的、技术上合格的统治者，就是失败的政治行动——如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末期的一系列政治行动。正如人的行动学部研究目的背后的心理动机一样，经济学知道人认为财货有用就可以了，更进一步的因果，也就是人内心的因果是心理学内容。统治者追求权力的动机，是纯粹的心理满足还是对人民的爱，还是其他自利动机，也不是人的行动学意义的政治行动学的研究对象。

实际上主导着国际秩序，制定国家贸易政策，限制贸易，使国际贸易看起来更特殊的那些统治者，他们的这些行动都是政治行动，正如在文明6游戏中，每个玩家都是虚拟的统治者，当他造了一个商队，面对与国外交易还是国内交易的时候，即便前者能带来更多金币，玩家也会为了最终的胜利而作出其他选择。

从统治行动学角度看贸易战

教条的社会主义者把战争作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客是垄断资本的工具。这种列宁主义的原版滥调今日已经很少见，但转化为军工联合体、利益集团、影子政府、罗柴共济会之类的神话。在贸易战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贸易战是国内资本主义的要求。现实主义学派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认为，历史上资本家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工具，而不是反过来由资本家策划战争。我认为，贸易战同样存在这样的误会。因为，贸易是双赢的，贸易战首先危及商人的利益。一个行业一个群体，总会有个别的人谋求利用特权，但这是对权力的借用行为本身，并不是贸易战的主因。

统治者的行动都是为了扩大或保守（预测如不行动，未来权力岌岌可危，所以还是扩大）其权力，特朗普对中国贸易的“战争”同样是如此。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能对他成功连任有好处，这是基于他对美国大多数选民的观念形态的预估。而这种观念形态，又是受到错误的经济学引导的。如果他的判断正确，对于统治者来说，这就是明智的行动——它将有助于其权力的扩大；反之，就是失败的行为。在这里政治行为与经济学、物理学的理论上的正确与错误并不完全相关——在蒙昧时代国王同意为了自然灾害杀人祭天、烧女巫是政治行动学上明智的决策。

回到A国与C国的外贸不平衡问题上，A国之前一直实行着比较自由的贸易政策，这也许与当时的统治者争取国际权力的策略有关，但更多的是因为A国的被统治者的观念形态上，无法接受更多的贸易管制。贸易越自由，统治者就越没有存在感，彻底的自由贸易连税都没得收，自然就没有什么权力。从A国的历史上，每一次更多的束缚，都借由战争而加深，通过新的干预，导致经济危机，再用错误的经济理论背书，诱变被统治者的观念形态，然后增加新的干预政策，到了今天，A国统治者虽然在国际上有诸多权利被称为“副上帝”，但在国内的权力还是比较小的。

C国则与此不同，与A国相比它有一个更封闭的起点。从禁止贸易到不断开放，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统治就难以为继。而现在还没有足够开放，不允许自由兑换外币，严控资本流出。是因为，C国人可以接受这样的统治，这也是统治者利益的一部分，自不能轻让。具体而言，这一控制对内可以增加权力的控制力，所有资本进出都在监管之内。对外则有利于C国统治者权力的扩张。

不断追求出超，C国统治者手里的A元就会越来越多，这笔钱是不会“闲置”的。各国公布外汇储备，A元资产、B元资产、C元资产，往往大部分不是A元、B元、C元资产本身，而是用这些外汇标价的债券，比如国债。C国从不公布外汇储备的具体结构，即使公布了也很难验证。所以，只要出超持续，C国衙门就控制着相当大的购买力。用来借给其他国家，可以换取在不发达世界的权力扩张；即使用来消费，也是代表统治者意志的国企或相关企业运用，买谁不买谁不完全按照经济规律来选择，而是寻求政治权力的扩大。

归根结底，这种权力对外汇的欲求的基础，是用法币替代商品货币、诚实货币后的恶果，这里有诸多的产权黑洞。比如C国人辛辛苦苦生产出的商品卖给A国换来外汇，但是不一定属于C国赚外汇的人支配，他已经有了C元，高高兴兴的走了。统治者获得了A元，付出了C元，但这个C元并不是他们赚来的，而是“合法”印出来的，按照当时的汇率印出来。而汇率就像股市交易一样，是各国货币的价格，价格的形成与供需相关，那么如果它作为C元的垄断者，就可以操控价格。虽然他不能操纵价格的同时操纵交易量，但已有更大的空间。更不要说，他还可以将A元借贷出去，只要出超持续，这一做法产生的恶果就似乎不会显现。但正如上文说的，经济规律是客观的，恶果存在只是谁来背负的问题。对资本结构的扭曲和生产力的抑制，问题正在不断显现。但这与A国统治者和人民无关。

上一篇文章说了这种局势带给两国经济结构的影响。最终回到贸易战的背景上，A国积累了贸易逆差的问题。原因之前说了，A国成为法币时代的世界货币，所以各国需要更多的掌握A元是很正常的。尤其是C国上面说的这种情况，更需要蹭车A元权利。C国其实是有想买的东西的，就是技术。然而A国又限制出口。很多技术不是A国企业不想卖，而是被禁止。这首先损害的是A国企业家的利益，而且也毫无必要。上篇分析过了，只要货币政策没有变化，C国不敢给国际贸易更多自由，那么创新能力永远被抑制。A国企业通过卖技术，回收资本，可以进行新一代技术的研发。C国蚁民得到了技术可以更好更高效率的为全世界提供低价商品。皆大欢喜，大法币体系还能延续500年。所以从统治者的行动学上，我也不认为A国掀起贸易战是明智的。

再说说有幻想说A国对C国增加贸易壁垒能促进C国开放，所以要支持的说法。不要说A国统治者用政治权力为你C国被统治者谋福利过于玄幻。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你C国人没有自由，是因为普遍错误的意识形态作祟。这不能靠A国解决。这种贸易战更现实的结果是，反正你们这么好欺负，付给A国一笔钱就好咯。罚罚款就凑出来了，以后再说以后的。

无论是所谓民主的制度，还是专权的制度，统治的持续都是基于被统治者的观念形态的。代议制的统治者如果做了不明智的行动，就会丢掉选票。专权制的统治者如果不明智的行动，一样要面对失去统治地位的威胁。而同时，它们与经济上的行动人一样，对权力的欲求有几乎无限的发展空间。现实国际政治就是比《文明6》剧情复杂千万倍，但本质并无不同的权力争霸。

自由主义者忧道不忧贫

经济并不决定政治，政治往往高于经济，这句话是指对于统治者来说，对权力的考虑优于对经济理论乃至自然科学理论的尊重，是对权力的关切主导着统治者的行为。但绝不能不加前提条件的说什么政治高于经济——经济高于政治也一样。

统治者的某一行动对他自身而言是不是明智的，与其他人没有关系。更自由的贸易还是会有利于每个人的长远利益。人类社会的富足依赖于人类经济活动的发展。未来的富足依靠更自由的生产，有赖于自由的资本和自由的消费；政治性动的结果仅仅是改变现在财货的分配，并扰乱资本结构按照消费者的需求而改变的步伐，即阻碍资本结构的自发优化。

战争还是和平，贸易保护还是自由贸易，都是经济活动的外部环境，就像水灾地震一样需要我们来克服。克服政治行动带来的灾害的办法，也与克服水灾地震一样，依靠科学正确分析灾害的机理，然后去寻找避险减灾之道。

统治的基础是被统治者的观念形态，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迷信，使统治成为可能。一个深明大义（王道）的统治者会以权力的增减作为行动的目标，否则就是在否定其自身，乃至于被他所依赖领导的次级统治者、候选统治者抛弃。了解了这一机理，就不应该把用正确理论说服统治者和上层贵族——以及学术贵族，作为行动的手段，而应该将正确的理论向更多人述说。

故而，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必须坚定的批评特朗普总统对贸易的干预政策，必须毫无前提和妥协的反对这种贸易保护主义、贸易平衡谬论、美国优先的口号等各种愚弄被统治者的观念形态工具。即使我们改变不了现状，我们至少可以沿着米塞斯、罗斯巴德、荣保罗的路，为每一个错误政策加上正确的注解和谴责，做一个悲哀而正确的历史记录者和诠释者，记录过去和现在发生的悲剧，它将有助于人们理解未来和现在发生的灾难和贫瘠。

我们应该理解，经济的富足、未来的美好，需要直面观念的战争。一个有幸理解了正确的经济观念的人，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正当的理由，为了或有或无的小利，曲学阿世。即便真的成功，也是沙上建塔，因为你的妥协促进了观念形态的恶化，必将快速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