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的国有化

“国有”自然与“私有”相对。谈什么“神的国有化”，首先得问：有“私有之神”吗？如果你的家族中某人成了神，从而成了你们的家族之神，他人当然没有话说，这种情况就不去考虑了。至于你特别信奉的其他某个神，是否属于你的问题，恐怕就难以定论。如果你信奉的神也为他人所信奉，于是这样的神就具有公共性质，国家就可能将其“收归国有”。倘若如此，你对这位神的信仰是否将同样地虔诚、或者更虔诚呢？这些问题，或许根本未曾进入你的关注与考虑之内。那么，本文就要告诉你：神属于你还是属于国家，这于你的幸运与灾难关系颇大，并不能等闲视之。

神在民间

经常有人说，我们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其实大谬不然，我们信奉的神多矣！不妨首先看看民间信仰。

我特别喜欢远足，一个人去颇远的郊外溜达，甚至不惮于跋山涉水，尽览四野风光，岂不优哉游哉！

在近来的远足之中颇有发现，那就是看到荒郊野外的新建神庙不可胜数！最多的是土地庙；其次是关帝庙、观音庙、山神庙之类；还有无数不太熟悉的“地方神”之庙，简直是百庙竞开，星星点点，蔚为大观！大多数神庙前都有祭祀香火的余烬，可见香火不断，不能不说信奉者众多。

我不信神，尤其不信这类登不了大雅之堂的“野神”；也从未在神庙中进过一炷香。但我并不一般地反对民间敬神。观看神庙及其中的求神拜佛，是我自小开始的一种阅历，因而亲历了民间神被剿灭的全过程。从1950年代开始，就陆续向各界野神开战；在大跃进，尤其是后来的十年文革中，这种“战争”进入高潮。本来就没有自卫能力的“神界”，哪能承受这种反复扫荡？于是，很快就神庙绝迹。没有人关心，这些神究竟逃往何方安身去也！

倒是我这个不信神的人，对于已经在乡间“安居”了千百年的神逃往各方，颇为伤感。当然，并非是没有了拜神之所。但这些神毕竟陪伴了我的整个童年，无论如何那都是一个值得回忆的年代。况且，一个有神的时代，也没有什么不好。它至少使这个不免枯燥的世界稍添风彩，增加一些想象空间；这对于涉世不深的儿童尤其重要，是不待多说的。在稍有文化教养的人士中，这种道理应当无人反对。但在对文化另有看法的激进人群中，就很难说了。“大革文化之命”的年代，不就革掉了大多数神吗？

不过话得说回来，在中国民间，说有多少人热衷于毁庙砸神，并不可信。大多数中国人十分保守，并不热心于干任何出格之事；就是《湖南农民运动》中所描述的那些事，也是极少数人所为；只是后世人想象，似乎每个农民都有一份，哪里说得清？真正值得注意的倒是另一方面：确实没有任何人挺身而出，去护卫那些被砸毁的神庙！这既说明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国民性，也说明了民间信仰的肤浅淡漠，在关键时候没有任何力量。
只有经过某种对照之后，才可以较充分地看出这种国民性的可悲之至。1930年代，在斯大林的主持下，苏联开始拆毁莫斯科的大教堂。在“救世主大教堂”被拆毁的前夜，莫斯科居民几乎倾城而出，点起蜡烛为教堂守夜，莫斯科彻夜亮如白昼。斯大林有多厉害，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但就是他这样的超级强人，还是在这种空前一致的民意面前退缩了。这就保护了莫斯科那些举世闻名的大教堂；否则，就将无端失去许多大洋葱头；今天游览莫斯科的人，就只能看到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景象了。

现在不妨对比一下：在1950年代，当比莫斯科教堂毫不逊色的北京城墙被拆毁之际，你看到了倾城而出的北京人吗？尽管如此，还是有人一味抱怨莫斯科没有男儿呢！

收归国有

“收归国有”的浪潮始于1950年代，那可是真正汹涌澎湃、所向披靡的巨潮！首先被收归国有的，是那些有形的物质资产：山川、河流、土地、建筑、工程等等；其次是各种公用事业，例如学校、医院、银行等等。再往后，就轮到无形的精神资产，例如知识、技艺、戏曲之类。

那么神呢？这似乎超出了常人的想象之外，因为神太特殊了，也太神圣了，能够与俗物等量齐观吗？对于“神的国有化”这一议题，人们即使不是骇怪莫名，至少也会不可思议。

我不禁猜想，人们在这一点上的困惑，或许来自于一个认知误区：似乎，国有的东西一定被放在某个国库中，就如同国有资产一样。实际上，“所有制”的本质无非是法权上的占有；而“国有”无非是国家具有支配权而已。只要确立了这种支配权，在形态上如何处置被支配物，只是次要问题。

另一个认识难点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如何去宣布对“神”的支配权呢？这样岂不陷入明显的矛盾吗？

正是上述困难，可能让你在“神的国有化”这几个字之前踌躇不前。其实，这一困难的克服比你想象的要容易得多！

要“占有”神吗？只要能支配神的信众就足够了。而要做到这一点，国家所拥有的权力简直是无限的！

首先，国家明确宣布，哪些人是不容许信神的。例如，党员、公教人员、在校学生是不准信神的，至少不能公开参与信神活动，那被称为“迷信活动”。这样，神就从各种迷信人士的活动领域被赶出来了。这不是对神的强势支配又是什么呢？

其次，所有宗教都严格地接受国家的管辖，这当然包括对寺庙等宗教场所、对宗教人员的管辖；还包括对信徒入教的严格管理。事实上，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入教；像基督教这样的西方宗教，招募教徒更受到严密控制。所有较高等级的神职人员，例如寺庙住持、基督教主教、清真寺阿訇之类，都进入国家干部的管理系列；传说中的“处级和尚”，可不是说着玩的。这些人都是神的代理人，管住了他们就管住了神！

还有，在中国创立新教派，那简直如同谋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这就完全杜绝了神去开辟新的活动领域。至于“法轮功”的下场如何，举世皆知，就不必多说了。

这就充分说明了，国家对于宗教界、宗教事务等等进行完全的统治，当然就是对所涉及的神的全面管控。在这种管控之下的神，还不为国家所有，就说不通了。

现在，你应当已经足够清楚，神属于个人还是属于国家，其区别有多大！当然，任何明白人都知道，权力对神的统治，实际上不过是对意识形态的统治，最终是对人的统治。“神的国有化”，归根到底还是“人的国有化”！

造神传奇

人是谁造的？基督徒坚信“人就是上帝造的”；而且，上帝如何造人都已经写在书上了！既然没有人能举出相反的证据，那么就姑妄听之吧。不过，这里要谈的是相反的问题：神是谁造的？我的回答很简单：

神是人造的！

对这一结论的最普遍的驳斥是：这是无神论者编造的谎言！至少，我就不认可这种驳斥。我的理由是双方面的：其一，原则上，“神由人造”并不需要“无神”这一假设；其二，承认“神由人造”的最大好处就是：它直接推出“权力也能造神”，这意味着权力就具有造神功能，于是“权力造神”就应当是常态。这样一来，“神的国有化”就有了一个强有力的佐证！

就不再继续这种思辩性的讨论了。“人造神”的事例，才是人们更感兴趣的事情。最富有传奇性的造神故事有两个，分别是关圣帝君成神与现代大人物成神。

关圣帝君就是关羽，它是三国年代的一个人物，那时他不过是一个大俗人，不仅没有什么神性，甚至也不是那个时代的顶级英雄，缺点多多，单凭他骄横任性、刚愎自用、“大意失荆州”之后身首异处这一点，就难以获得太高的历史评价。令人称奇的是，恰恰是这样一个人，得到历代帝王的特别宠爱，被赐予无数封号，最终成了历史上唯一被封为神的武人！

如果你参观过几个神庙，就不能不注意到神殿中那个身躯奇伟、气象庄严、神气逼人的红脸关公，他正是关圣帝君的神像。在如此威风凛凛的神像面前，就是玉皇大帝、如来佛祖的神像都显得有点猥琐了，就更不说耶稣先生了——在西方规矩中，后者是不能有神像的！仅仅是为了在“大神宝殿”中占有一个位置，关羽的在天之灵——我不知道他在天堂是否拥有一个位置——就应当对帝王们感激不尽了；当然这也是对所有世俗权力的感激。关羽应当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神为国有，胜过所有其他对神的安排！

现代最不敬神的大人物，也成了“神的国有化”的主要受惠者，大概是所有人始料不及的。大人物成了神，而且是许多新建神庙中的主神，未来很有可能成为新时代圣殿中的第一号大神——这在当下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就是从不谈“怪力乱神”的严肃学者，也不能充耳不闻了。

这实在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在文革中“三忠于四无限”的礼拜与今天神庙中的焚香磕头之间，仅仅隔着一层微不足道的薄纸，捅破那层破纸的，不是什么虔诚崇敬，也不是什么崇高伟大，而是一个被许多清高之士不屑一顾的俗物——利益！就是利益的驱使，让当代一些最鄙俗的逐利之徒想到要找一位最吉利的财富庇护人，而大人物恰恰成了不二之选！

我在乡野远足时，有幸遇上恰有大人物主享的神庙。这种神庙中，通常是一字儿排开一组新的大神，着装现代，脸色红润，仪态安祥，对朝拜者表现出无限的慈爱与慷慨，是任何崇拜者都能感到有求必应的大神！拜神者的求签已经十分现代化，不再是“求送贵子”那种老一套了，而是“保佑发财”、“投资鸿运”、“晋升无阻”、“应考高中”、“学隆海外”等等极现代的祈福。这些新玩意，传统的大神哪里识得？如果不惊动这些新神，该到哪里去祈福呢？

新神升殿，自然是旷古未闻的大事，该贺该贺！

这一喜庆是双重的：

其一，大人物终于有了进身神殿的机会，这在传统的秩序下，恐怕是千年修炼都难成功的。

其二，芸芸众生有了一个全新的进香火处，而且这种高度现代化的祈福之举，据说是更灵验了，有人甚至举出电脑数据为证！是否如此，就姑妄听之吧。最终恐怕还是听那句老话：心诚则灵！

使以上两者都受惠的，说到底还是一件东西：神的国有化！如果没有神的国有化，哪来现代神及随之而来的一切？问题是，凡权力可成就的东西，权力也可以毁灭之！

那些受惠于现代神的人们，对此作好了准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