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室曹营

在中国，敌对势力从来都是举国讨伐的对象；相应地，敌营必定是所有忠臣顺民避之唯恐不及的险恶之地。因此，“我营”与敌营的严格划分，从来都是区分是非、善恶的头等大事；敌对阵营的成员是绝不能用的！但古今中外的许多有识之士，恰恰不认可以上逻辑。这就成了问题：是这些“敌我不分”的糊涂蛋误入歧途，还是坚决排斥敌营之人气量太小呢？

汉帐曹营

敌我双方对垒，是一个已有漫长历史的老故事，现在重提似乎没有什么新意了。如果还有一些兴趣，或许这可以聊发千年遐想：当年暂且栖身曹营的关云长，思念失散的兄长刘备心切，但面对眼前的锦衣玉食、安富尊荣，真有决心弃之不顾、欣然求去吗？小说中的故事或许是罗贯中过于放纵了想象力吧！

转换阵营，从来都不是容易事，在这一点上大概古今无别。但实际上，只是在今天，才将敌营概念简单化、绝对化了。仅仅“敌人”二字，就摈除了对立阵营之间的任何交织、互渗等等复杂情况。我们的先人对其中的每一细节，都经历过仔细权衡、多般琢磨；头脑已经格式化的今人谁解其中味呢？

刘项爭天下无疑是历史上少有的惊天动地的大决斗，但对峙中的营垒也并非阵势分明。就是差点解决掉刘邦的“鸿门宴”，双方的成员仍然互有往来。在关键时刻，项羽的叔叔项伯给予刘邦决定性的帮助，乃使剪灭刘氏的刻意策划归于无效。这是历史的真实，抑或仅仅是太史公的编造呢？

三国时代的两营对垒，主要涉及曹、汉两家，就是司马氏专权之后，也没有改变这种对立格局。双方的成员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朝秦暮楚”的悲喜剧，其间变化万端，简直令人眼花缭乱，呈现了最具戏剧性的历史场面。临近蜀汉覆灭之际，蜀国大将姜维兵败降魏；接着姜维又策动魏国大将钟会叛魏，如此反复不已，更换主子就如同更换营地，汉帐曹营的严格界线，在叛将眼中似乎不再分明。

汉晋之间、隋唐之间，都是历史上的大动荡、大分化时期，英雄好汉辈出，降臣叛将亦不少，是演义小说家创作材料源源不断的年代。在那种年代，你到哪里去找纯而又纯的忠臣良将？

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看来，个人的进退荣辱，就不再具有头等的重要性，而史家的关注点更在于社会文化心理的传承与变迁。一些今天仍然不失其意义的要点是：

A 即使在大行孔孟之道的年代，对于降臣叛将也持高度的宽容，尤其不存在出自某种教义的彻底贬斥。在那个烽火连天、天翻地覆的年代，这种宽容大大缓解了社会的对抗与残杀。

B 在大分化年代，爭天下的冲突无疑主要取战争的形式。伴随战争进行的，还有涉及人力、财力的大竞争，而最具终极价值的，则是文明的竞争。肆意残杀还是诉诸宽容，从来都是野蛮与文明的分野；对于降臣叛将的宽容，有助于形成文明竞争的格局与气氛，从而总体提升社会的文明水平。在历史上，“杀降”不是主要倾向；在这一事实与文明提升之间，你不认为存在某种因果关联吗？

C 古代爭天下的决斗，尽管惨酷异常，但在最低限度上，仍然保持了从先秦时代传承下来的信义原则，即契约精神。近年来对于中国缺乏“契约”传统的猛烈批判，不免有点过头了。我们确实没有西方风格的契约传统。中国文化中大约与“契约”相当的是“信义”二字。通观古代的种种纷争，或许“信义”并不高扬，但还不至于被完全摒弃，在某些人物与某些事例上，还不乏可赞的表现。只是到了现代，就是在原则上，“信义”也被彻底否定。斗争哲学从来主张：目标就是一切，手段不妨天马行空，哪还顾得了信义！

西方人待对手

先看一个有趣的镜头：美国南北战争经历四年的苦斗之后，终于到了尾声，仪式化的一幕出现在弗吉尼亚，双方主帅格兰特与李将军在此主持南军投降仪式。双方签字后，格兰特问李将军：南军有什么要求？格兰特始终彬彬有礼，他与许多双方将领都曾经是李将军的学生，李将军曾经是西点军校德高望重的校长，残酷的战争似乎并未耗尽师生之间的旧情。面对格兰特的询问，李将军答曰：还给每个士兵一支枪与一匹马吧，他们回故乡的路上需要自卫；而且回家后还要种地，少不了马的。格兰特立即答道：这当然，赶快拿去吧。

在当代中国人看来，这实在匪夷所思，格兰特同志敌我观念也太差了吧，如此放走敌人，岂不后患无穷？岂止格兰特没有敌我观念，当时大多数美国人恐怕都缺少敌我观念；他们认定美国人本为一家，内战不过是兄弟相残，该结束了！正因为南北双方没有人坚持死磕到底，才在战后很快实现了南北和解，终于铸造了伟大的现代美国。

美国人竟然如此对待其内战对手！这有普遍性吗？确实，其他西方人未必做得如同美国人一样好，有许多事例为证：英国在1640年代的内战后，议会派处死了他们的俘虏查理国王；二战结束后，法国的胜利者尽情地羞辱了战时的“法奸”，尤其将头号法奸贝当元帅判处死刑；在德国则有举世闻名的“纽伦堡大审判”……。

但有更多的事例说明，至少在现代欧洲，惩罚或者羞辱对手这种事，既不为各国的法治所能容，也不为公众所接受。现代欧洲最大的对峙与分裂，莫过于冷战时期的东西方对阵，那时的双方就差没有兵戎相见了。但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冷战结束了，西方人完胜了东方对手，他们该额手称庆了！依据延续千年的传统思维，似乎可断言：失败者将惨不忍睹！但并未出现这样的一幕。

就是柏林墙的两边，也和好融合了。东欧国家的原当政者，固然失去了原有工作，不再是威风凛凛的书记了，进入平等竞争职业的队伍；但他们本应如此，并不算受辱。只有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是唯一例外——他被起义者处决了；但起义者本来就曾经属于东方阵营。

我更关注的是，现代西方的主流观念，如何看待对手？要全面论述此问题，或许需要写一本书！如果仅仅了解其梗概，则并不困难。下面就是主要之点：

A 首要的机制是法治。在当代西方，没有什么东西不被置于法治之下，并不限于“待对手之道”。只有把握了这一点，才可能理解当代西方，理解那些通常令人迷惑莫解的东西方差别。
B 法治的直接后果就是：在政治斗争中不存在“敌对势力”一说。国家可以有依法判定的刑事犯，却没有凭“红头文件”划定的“敌人”！所有人都是拥有平等权利的公民，即使是政治斗争的对手，也不能作为“危险分子”管制起来——一部分公民管制另一部分公民的权力，已被法治彻底废除了。在东方人看来，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思想了！因此，我们这里毫不犹豫地废除了“公民”一词！
C 在西方，除了法治之外，还有一个几乎同样重要的原则，就是人道主义。从根本上说，人道原则是普适的，并非仅用于“待对手之道”而已。但从其实际使用来看，主要是针对社会的特异人群，例如犯人，以及境外对手，包括“敌国”人员、恐怖分子等等。依据人道原则，对于这些人不应使用超出必要之外的暴力。

除了上述这些，还可能有其他某些原则，在此不能尽述其详。

在这一切之上，还有一个更一般的原则或者价值，它就是文明。正是现代文明约束或者规范了现代西方人，使其拥有文明的待对手之道，它既不同于东方，也不同于旧时代的西方。

死结所在

在某种意义上，西方就是现代中国的对手。历史的启示就是：观察与解决现代中国种种问题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观察并借鉴我们的西方对手；就本文的主题“待对手之道”而言，尤其如此。

有鉴于此，我们面临的种种问题的症结，恰恰就在于现代中国所特有的敌我观。这种敌我观的精髓在于：
国内的全部人口被划分为互相对立的两大营垒；国际上则被划分为中国与“敌对国家”这两大阵营。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对立阵营就是敌对势力，与敌对势力永远势不两立！

这种敌我观的最大好处，就是它简单明确，毫不含糊，容易做到妇幼皆知，在某些特殊时期具有巨大动员力。这等于说，我们有一种根本无需动员的力量，用来对付对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绝对优势！

然而，这种“绝对优势”既未带来巨大的物质力量，也未转化为巨大的精神力量。今天，一个刺人耳目的可悲现实就是：“厉害国”显得不那么厉害、至少没有预期的那么厉害了！此中原因何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原因——至少是主要原因之一——就是：

非理性的敌我观，是当前困境的死结所在。

首先，这种敌我观不符合当今国际国内的客观现实。在当今国内，哪来一个“顽固不化、死磕到底”的敌对阶级？况且，阶级概念早已不合今天的现实了。至于国际上，此处恰好用得着今天流行的一句套话：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那种永久不变的敌对国家何在？许多人认定就是美国！今天中美距离遥远，没有人还记得，在二战中及改革开放年代，中美十分接近，甚至近于盟邦。这些事实，有些人就是视而不见。

其次，历史已经无情地证明：

坚持“敌我观”的结果，塑造了庞大的敌人阵营。

在国内，“阶级斗争天天讲”制造了多不胜数的敌人，乃至“举国之內，遍地皆敌”！连刘少奇等都成了敌人，遑论他人！至于国际上，在那些最极端的战狼眼中，“西方”与“敌对势力”这两个词实际上并不区分，常常交替使用。正是这种极端态势，将几乎所有“外国”都赶进了敌营！不妨说，这样做的人才是现代中国最大的敌人！将全世界都变成敌人，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祸国贼吗？

再次，非理性的敌我观，整个地毒化了今天的社会气氛，污染了流行的观念与文化，尤其毁灭性地扭曲了下一代人的心灵，将未来一代都变成战狼，变成敌视世界主流文明的异类。今天的社会学家，真该仔细去了解一下那些监护民族之魂的人，包括官员、政工人员、辅导员等等。如果不昧着良心说瞎话，或许你不能不承认，上述人士中的大多数，无论其本事大小，最大的本事就是立场分明的敌情观念！一个主要依靠敌情观念治理的国家，将被导向什么状态呢？难道其结果不是四面楚歌吗？

文革年代最响亮的口号是：拉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今天的响亮口号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严防敌对势力的破坏！抓特务的号召，已贯彻到各个单位、各个行业、各个部门，直至动员所有的小学生！公开号召互相揭发举报，包括紧盯自己的父母与老师！这种空前的异常之举，收获的恐怕不是抓获的特务，而是社会普遍的互相敌视！难道这不正是一些人心向往之的又一个文革吗？

营垒焉存？

对于那些向往文明的理性人士来说，上面所述都不是好消息。最悲观的人已经宣布：真没希望了！这种“盛世危言”，很可能不幸言中。但从长远看，我倒不十分悲观。

在所有可能看到的幸事之中，最大的幸事就是：
敌对阵营将无可挽回地消失！

你的第一反应想必是：不信！坚决的维稳者与上访者、维权者、要求公布财产者、盼望宪政者等等之间，能不互相敌对吗？文革的坚决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能不敌对吗？忠诚盼望法治的人与坚决反对司法独立的人之间，能不敌对吗？中美之间能不敌对吗？中俄与乌克兰的支持者之间，能不敌对吗？

考虑到上述种种，我也不免有点失去信心。但就在临近绝望之际，还是有了顿悟，终于恢复信心。能够赖以支撑的理由，一言难尽；如果要简而言之，那就是：
文明将最终战胜野蛮、超越野蛮！

二战后，就是最乐观的人都不相信能够实现长久和平；中国领袖更是言之凿凿：世界大战一定会要打起来！不管怎么说，人类已经历了80年的和平。俄乌战争还算不上世界大战。卷入俄乌战争的几十个国家，最苦恼的事情是：他们的军火库中的可用武器不多，还几乎锈迹斑斑！难道这不正是“长期和平”的明证吗？长期和平当然不是永久和平，但至少也在迈向永久和平的道路上。

冷战曾被认为是不可遏止的，但它还是奇迹般地消失了。既然如此，为什么就一定不能终结当今世界的这种“准冷战”呢？为什么就不能最终实现国内和平、终结目前这种“维稳体制”呢？

无论如何，我就是坚决相信，人类的未来将摆脱种种敌对状态，真正迈向和谐之境！总有一天，我们的后代将不再能理解“敌人”一词，根本不知道“敌营”为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