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了这条沟！

在现代中国，“阶级”这个词无人不识、无人不用，大概也知道它的两个主要特点：它非本土词汇，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它在所有中国现代新词中最具杀伤力，其狰狞面目让人不寒而栗。现在，我还要补充第三个特点：阶级的词义及其运用都混乱不堪，而且吊诡费解。如果你有房有车，你会承认自己是“无产阶级”吗？倘不是，你会乐意无产阶级对你专政吗？对此，你恐怕不仅仅诧异，或许还有几分恐惧吧。如果是这样，你不觉得一个不讲阶级的社会更爽心吗？至此，“填平阶级之沟”的想法，也就呼之欲出了！

一抓就灵

任何人工制造物，无论当初发明者如何视若珍宝，只要它关乎人的世代交替，就难传之永久，物换星移之后，就难免渐渐被人抛诸脑后，且最终退出所有人的记忆。此处我要说的是“阶级”。想当年，“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际，“阶级”一词是何等显赫、刺眼、恐怖，而今天还有几个人记得？新一代人或许根本不知阶级为何物，更不知它曾经叱咤风云的岁月了。

本来就令许多人不寒而栗的不祥之物，岂不正好让其永久湮灭，何必重提？怪就怪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嗜好异于常人的异类，偏偏念念不忘“阶级”这件旧时宝物，唯恐它被世人冷落，不时将其祭出，似乎要让它打鬼降妖，岂不知它本为妖物！被召唤出来的“阶级”果然孽缘未断，竟然重新兴风作浪，显现出旧日光景。为免它再生祸端，倒不如细说其前世今生，让不知底里的新一代人有所警惕。

此处要说的重点是曾经的头号政治格言——一抓就灵，其发明权当然属于已故大人物。那时，大人物刚刚坐了天下，眼看宇内遍地英雄豪杰，一个个皆非等闲之辈，不少还保留着民国遗风，凡事喜欢大发书生之慨，乃至议论纷纷，坏了领袖主张的“舆论一律”！

领袖何等人物？更不待手下济济一堂的谋臣策士献上计来，就早早定了主意：只消一个法宝足矣，这就是“阶级斗争”！他人哪有这种谋略？满朝文武不免满腹狐疑：这顶用吗？领袖大呼一声：岂能不顶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立即全场肃然，从此阶级斗争成了第一国策。只是，此策非他策，它是几乎时时需要牺牲者祭刀的。还是领袖最具法眼，发现牺牲品多矣：所有旧朝余孽、三教九流、腐臭书生等等，凑足百分之五就够！就是自己帐下人物，凡不听号令、翘翘不服者，一概推出塞进百分之五。这就定下了阶级斗争国策的实施大纲。然后一声令下，举国施行，风风火火，几轮运动下来，宇内肃然，谁不欢呼天下大治？谁还怀疑“一抓就灵”？

见此情景，大多数人无不心服口服，但也有少数多心眼的人私下嘀咕：这不就是千古旧策、刀架脖子上的古法吗？到了砧板之上，谁敢不服！有了这样的效果，还能不说一抓就灵吗？

只是，横亘“阶级”之间的那条沟如何了？

两种场景

我关心的是，上述的那条沟是加宽了还是变窄了？似乎肯定加寛了；但也不能想当然地下结论，还是要以事实为依据。而事实也并非初看起来那样显然，似乎两种相反的趋向都存在，这就是：“阶级之沟”既在加宽，也在变窄，这就有点诡异了。真是两种不同寻常的场景，这就免不了一番探索。

首先，那条沟看来在加宽。你多半不能想象，那时的阶级斗争是怎么个斗法。流行的说法就是：“对阶级敌人绝不能心慈手软”；“彻底斗倒阶级敌人，还要踏上千万双脚”……。这种高压之下，被斗者还能不垮，他们与斗争者之间的距离还能不愈来愈远？这岂不是一种加宽。阶级敌人未必是过堂判刑之人，“当敌人”是没有期限的，我相信领袖的本意，就是要让这些人在那种位置上呆一辈子，“永世不得翻身”！要不是后来胡耀邦、邓小平的出人意外的善举，看来是真正“永无翻身之日了”。这是第二种加宽。还有，就是那钦定的百分之五，也并非钉了钉子，随时还有人员补充进去。大规模的补充发生在1955年肃反、1957年反右、1960年代的四清运动、十年浩劫……。较零散的补充更是无日无之。即使因生老病死而“减员”，阶级敌人队伍也绝不会缩小，两大营垒的对阵更加固化。这是第三种加宽。此时，“望沟兴叹”的人们，不免更加绝望。

其次，出人意料的“变窄”也在进行。刚刚从斗争舞台上拖下来的阶级敌人，其面貌可憎、可鄙、可厌，实在无以复加，就像当年文人编的童谣：“右派右派，像个妖怪”！但时间久了之后，并无太深成见的民众发现，阶级敌人并非真正个个青面獠牙，其中大多数都不过是普通人！在街坊邻里的交往中，领袖所希望的那种阶级壁垒，就难以一直保持森严，至少一部分人的“阶级觉悟”会逐渐松弛。

就是在无产阶级的核心队伍中，始终“张紧阶级斗争的那根弦”，也不现实。像邓小平、罗瑞卿这样的党国要人，家里就不免有属地主阶级的亲属长住，叫他们如何彻底实施阶级斗争？

还有，阶级敌人中有不少人本来就是公认的才华出众的优秀精英——例如，对朱镕基、顾准、白桦等等就很难有异议——只要不强行戴上那副阶级眼镜，多少信任寻常的常识判断，就不能不如实地评价这些精英，并尽可能让这些人才有用武之地。

除了那顶阶级敌人帽子有点刺眼、不免有碍观瞻之外，在日常生活中，许多“戴帽能人”已不被另眼相看。在阶级斗争几乎白热化的1975年，著名右派白桦就在无产阶级的心脏北京，协助胡乔木等人撰写批判极左路线的重点文章！你还能给此时的白桦戴上镣铐吗？

有了如上两方面的观察之后，对阶级之沟加宽还是变窄的问题，似乎就难下结论。如果没有1976年，多年之后将会呈现怎样的阶级阵势，真还没有人能准确预言。如果尊重常识，那么我只能相信，任何社会——中国也不例外——都迟早会回归常识的轨道！

斗乎和乎？

但无论理性思考还是现实观察，都会启示人们：回归常识的过程一定缓慢而且曲折。只要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不被废弃，就存在那个核心的问题：人们将如何把握阶级斗争的取向？将重点放在“斗”还是“和”？民众或许并不真正关心此类奇葩问题；但党国要人就不然了。除了意识形态信仰以及治国谋略的考虑之外，他们也不免受到一个因素的牵制：在这种要害问题上的选边站队，关系到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甚至关系到其项上人头！

于是，许多人不能不琢磨：斗乎？和乎？

江青、张春桥等人——他们获得的雅号是四人帮——并不面临什么困难抉择，他们的使命与责任都由领袖亲自决定了。他们得继续斗下去；况且这也是他们自己的嗜好与人生荣光。我至今都印象深刻：张春桥的重头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往其中注入了多少激情与热望，还能回头吗？后来人们只是习惯性地认为，四人帮不过是受命咬人的狗！我宁可认为，他们是深陷意识形态误区、并不掸为之殉难的死硬分子。

站在四人帮对面的，是以邓小平为首的一大群人，包括大多数党国元老、逐渐汇聚于邓周围的知识精英、境况悲惨的无数文革受害者。没有根据认为，这一大群人有一致的认知、诉求与主张，因此没法作什么简单的概括。就这个阵营来说，“斗与和”的问题就没有统一的回答。我相信，这也不是他们的首要关切。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也不妨说，这就是当时的阶级斗争。但明白人十分清楚，这不是原教旨意义下——更不是毛本意中——的阶级斗争。

后来的所有媒体都认定了，四人帮就是最凶恶的阶级敌人！不知他们会如何哭笑不得！不错，他们确实是国贼，罪有应得，不值得同情；但其是否为资产阶级，倒不必相信邓小平定的调子。但谁还关心这些呢？大多数人在忙于庆祝胜利呢。

在社会趋于平静之后，理性的人们就会思考得更多、更细。从根本上说，邓小平与四人帮的关切，都不能代表大众与社会的诉求。

阶级斗争不仅是文革受害者的劫难，也是整个民族的劫难，实际上还是阶级论者的劫难。从根本上说，阶级之沟就是一个祸害！

首先，视阶级为永恒的、当然的人类划分，实在是最不幸的认知误区。有许多不同的标准将人类划分为各种互相区分的群体，例如种族、宗教、地域归属等等，阶级划分也是其中之一，这一点当然不必讳言。但阶级概念既不是绝对的，更没有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价值。

将涉及阶级的一家之言固化起来，使之成为凛然不可犯的意识形态，就不仅是一种迷误，实际上为制造空前罪恶铺平了道路。神化阶级论、将阶级斗争作为政治斗争及驾驭民众的手段，而且渲染为“一抓就灵”的法宝，不仅已经远离了现实的历史文化轨道，而且没有任何道义上的正当性，应当受到文明人类的谴责与摒弃！

其次，如果那些不愿意摒弃“阶级之沟”的人，打出“现实斗争需要”这种功利性理由——一抓就灵这个幽灵就是紧紧缠绕着那些鼠目寸光的人——那么，我只得建议他们务必去瞧瞧：像十年浩劫这样的阶级斗争造成了怎样的文明废墟，那可是真正惨不忍睹啊！就算你丝毫不考虑道义上的善恶是非，就不能从实际的祸害中获取教训、选择更理性的社会行为吗？

孽缘难了

不妨反复强调：“阶级之沟”与鼓吹阶级斗争完全不是一回事！前者只不过是一个没法回避的事实，并不涉及是非与责任问题，至多算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不幸。

“阶级之沟”的出现，既不是为富不仁的富人的罪恶策划，也不是国家政权处心积虑的产物。它不是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而是在一个无意识过程中自然生长而成的，没有人要对此负责。

“阶级之沟”既不是亚当夏娃的初衷，也不是炎黄初祖的刻意谋划。如果你厌恶它——我就对之深恶痛绝——也不必怨天尤人，只能因势利导，并寄希望于文明的进化。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即人为地加剧阶级斗争，那么，填平那条“阶级之沟”就将更加无望。你真的就想要以此来使它与世长存吗？

除了那些雄心勃勃、志存高远、一心救世的社会改革者之外，普通人对于“阶级之沟”无论喜欢还是厌弃，都很少能有所作为。除了剧烈的社会革命之外，“阶级之沟”多半会长期存在。这当然不是好消息。但现在就可以报告一点好消息了。

首先是，阶级的固化越来越不可能了，当下尤其不可能。精细的中国人早就发现：“富不过三代”。“富贵宁有种乎”！富人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你就等着当富人吧。我宁可说，这些不过是自娱之言；对在贫困中挣扎的穷人说这些，实在近于残忍！但你又能说些什么于人有益的话呢？

其次，即使不能帮助穷人成为富人，但可以指望差距将逐渐缩小，这就意味着“阶级之沟”将变得不那么刺人耳目。但应注意，“劫富济贫”恰恰做不到这一点，这已经由古今中外的历史充分证明了。在20世纪，中国经历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劫富济贫，而今天仍然有人致力于较小规模的劫富济贫。这些曾经让人激情燃烧的做法，真正缩小了贫富差距吗？任何正常思维的人都不能不承认：

史上创纪录的贫富差距，恰恰出现在劫富济贫之后的今天！

但也有好消息：现代文明进程还是在实实在在地推动那个稍稍平等的社会的到来！在这件事上，欧洲福利社会的成就最大。我对此的认知，并非仅仅源于媒体；我在欧洲旅游的见闻，留下了最令人震撼的印象！如果我干脆说，在欧洲“阶级之沟”已经不是什么问题，或许会有人说是言过其实；那么，至少不妨肯定：曾经在我们早年的心理上扎下了根的那些印象，对于“罪恶资本主义”的那些无名义愤，今天确实成了无根之论。

问题是，这些也会是我们的现实吗？我毫不怀疑，回答将是肯定的！只是，如果借鉴欧洲人的做法，这种前景会来得快些；如果用战狼们所欣赏并鼓吹的那套方法，那就别做梦了！

不再打天下了

对于填平“阶级之沟”，战狼们当然有自己的妙策，只是宁愿秘而不宣。但不妨替他们宣告天下：就是“打天下”的方法。

打天下能够填平“阶级之沟”吗？打天下者当然深信不疑。聚集在梁山泊聚义厅中的众好汉，固然没有什么理论修养，但对于实现平等的前景却是深信不疑；否则，就不会那样兴高采烈地盼望“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了。梁山的结局并不妙，固然是小说家言，就是依据理性思考，也能断言好汉们争不来普遍平等。近现代的打天下者，或许比梁山好汉高明些；他们就能完成前人未竟之业，填平“阶级之沟”吗？前面已经对此作了否定回答，就无需重复了。

真是无可奈何，我们只能认可如下令人丧气的结论：

“打天下”的激进方法，不可能填平“阶级之沟”。

这种认知有多大价值，且不去详细分析。或许更值得指出：不会再有“打天下”这回事了。无论“打天下情结”甚深的人将会如何失望，都不能否认“不再打天下”的种种好处。

首先是社会无须再翻烧饼了。“翻烧饼”就是“天翻地覆慨而慷”吗？也许是这样。但“慨而慷”之后呢？理论家告诉你将如何，根本不重要，现实生活展示了什么，才是真正要紧的。历史都清清楚楚地写在那儿呢，不妨去瞧瞧，就无需我再费笔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