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性事物

在社会生活中，某些事物具有某种制度化的特征，因而被称之为“制度性事物”，例如制度性腐败、制度性挥霍、制度性停滞、制度性迫害等等。制度性事物并不等于制度，否则就没必要另立新词了。另一方面，“制度性事物”必定与制度有特殊的关联。那么，这样一种东西仅仅是具有一个新颖的表达，还是有某种内在的特性呢？这都不是能简单回答的问题，却大有值得关注的价值。本文并不就上面提出的问题展开一般性分析，而是分析若干实例，借以说明制度性事物的特点。当然，这些事例本身亦有其现实意义。

制度性谎言

谁都知道，谎言是令人厌恶的东西。但在现实生活中，谎言与人们的关系却并不简单，不是“厌恶”二字概括得了的。
我观察到的一个有趣事实是：某些特定人群与某些特定谎言，有相对稳定的共生关系，这些人群对这些谎言不仅不表现出厌恶，实际上对之有某种依赖，以致根本离不开这些谎言。
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当今官场在统计其施政业绩时的普遍作假。相关的统计数据事关官员的政绩，当然也事关其升迁，甚至事关其乌纱帽的安危，没有谁会掉以轻心。如何处理？几乎没有例外的方法就是：放水！至于放多少，那就得看当下的情势及各人的良知了。你想，这样“制造”出来的官员政绩，会是一个什么玩意！无非是糊弄上司与公众罢了，还能不谎话连篇！
然而，这种谎言不同于一般谎言，它具有一些明显的特点：
A 目标明确，就是夸大成绩，有时甚至不在乎夸大到荒唐的地步。例如，在大跃进中的“浮夸时代”就普遍如此。
B 谎言制造者及其上级都是谎言的受惠者，因此会彼此心照不宣，共同维护该谎言。
C 对于“谎言之假”，官员、上司以及至少一部分公众，往往都心知肚明。而且，其中的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都如他一样知道实际情况如何，但就是谁也不说破。
D 官员对于造假已成习惯，没有任何羞耻心。唯有某个官场异类破坏这种惯例时，官员才表现出某种惊异。
久而久之，这种造假就成了一种官场习惯，成了所有人司空见惯的标准程序。与此相关的习惯、步骤、格式及一整套方法，就固定下来，成了没有人能触动的痼疾。所有相关的人都仿佛觉得，这就是一项制度，它具有完全的合法性；而任何试图破坏它的做法，反而显得不正常、甚至别有用心，因而没有合法性！
到了这个地步，你不仅不会再反对“制度性谎言”这一说法，而且会自然地认为，已经习惯的一切，事实上就是合法的制度！当然，不会有任何官方文件明确载明，制度性谎言是一项制度；但就其高度定型及某种程度的规范性而言，它仿佛就是一项制度；在人们心理上甚至就俨然如制度了，再无人可以撼动！
制度性谎言具有表面上的合法性，但那只是一种假象。无论有多少人容忍它、接受它、甚至肯定它，它都是不折不扣的谎言，都丝毫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与道义上的正当性。
不同于其他谎言，制度性谎言的巨大优势在于：它几乎披上了合法外衣，已被广泛接受了，因而其危害被无比放大，以致成为一种难以破除的祸害。如果一个社会充斥着制度性谎言，那么，所有谎言都会如同决堤之洪水一般，泛滥于全社会，这个社会就不再有可信赖的东西了。这种社会也许仍然维持着某种光鲜的外表，实际上比那些败相外露的局面更危险。

制度性挥霍

在中国朝野，周恩来都具有不可撼动的“完人”形象；对周的崇拜，实际上超过了对任何其他现代中国政界人物。
此处仅仅强调：作为一个大管家，周恩来的干练、老成、圆通、面面俱到，简直无与伦比。我相信，就是直接管事的“国家机关事务局局长”，对细务的娴熟恐怕也是不及周的。实际上，几乎所有内务细节都是周亲自定的，包括人民大会堂国宴的菜谱、程仪等等。
正是周恩来亲自奠定了中国的“国家级排场”。
众所周知，中国是全世界公认的礼仪之邦；某种规格的“排场”不仅必要，几乎是天经地义的，这种观念已经深入民族心理的骨髓，再也无人能撼动，成了我们固有文化的一部分。当然，“排场”也是可大可小的。如果“排场”超过常识认可的范围，那么就只有用一个新词了，它叫“挥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挥霍不是优势，而是一种“败德”。如同一般的排场一样，官场的挥霍也是某种制度性安排传承下来的，因而不能不是一种“制度性挥霍”。在国家级的层次上，现代的“制度性挥霍”不能不追溯到周恩来。
周恩来以其无与伦比的精力与办事效率，制定了一整套外事接待规程，包括接待外国领导人的规格、仪仗、献花的礼仪、陪侍人数等等，事无巨细，都作了详细规定。我不知道，周是独出心裁，还是参照了什么古代大典，将一个现代共和国的迎宾规格，硬是提升到世界之最！那时，只要某个外国元首来访，北京几乎都要倾城出动，十里长安街夹道欢迎。我相信没有人考虑接待成本，那时“成本观念”恐怕还未进入人们的头脑！至于国宴的排场如何，细心的人一定从影视观看中留下了印象，就不必说了。
另一方面，直到1980年代，中国的贫穷都是举世皆知的；在很长时间内，大部分民众都饱受饥饿的折磨。在那种国情之下的官场挥霍，不能不更加触目惊心。我不知道，高层人士会如何看待这一类的挥霍。但据何方回忆，至少有一位领导人，他就是前总书记张闻天，对外事活动中的挥霍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并正式提交了书面意见，只是没有什么结果。
那么，上述的挥霍是否已达到“制度性挥霍”的程度呢？这就不必再讨论了；岂止是“制度性挥霍”，简直成了“国典性挥霍”！这种“制度性挥霍”后来就更加规范定型，一直延续下来，直至今日。不过，得公平地说，仅就外事活动而言，后来确实大大降低了挥霍的程度；到本世纪就逐渐与国际接轨了。但那种“大操大办”的阔公子派头，还是继承了下来，而且漫延到所有公务领域。随着国力的增强，后来的挥霍更是今非昔比。早就有细心人，详细统计出了中国“三公消费”规模与开支，那些都是让全世界震惊的，我还是不说为好。
今天，制度性挥霍已成了我们的国粹，看来是再无触动的可能了。挥霍的场面几乎尽人皆知，就不必举例了，免得被那些阅历比我多一百倍的人讥为少见多怪。不过，我还是忍不住举出一件事：冬奥会宴会上的那个特大饭桌，肯定举世无匹，不知是否已收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是否又有某个少见多怪的张闻天出来坏了别人的好心情呢？不再有啦。张本来是异类，仅凭这种不通窍，他就当不了总书记！

制度性八股

现代中国已经有好几代人没见过八股，更没有写过八股，我不知道，这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遗憾。我当然不会喜欢八股；但还得承认，在内心深处对八股不无几分好奇与欣赏，而且还买来一本专论八股的书放上书架，也算对得起老祖宗了。
今天，古典意义的老八股肯定不再有市场了，它只能作为一种老古董收入博物馆，接受遗老遗少们的观摩与膜拜。
今天说到八股，毫无疑问是指新八股，即比喻意义上的八股；它在形式上是否恰恰有“八个股”，无关紧要。今天的“公文”就很具有八股的风格。公文的开头、结尾、精神、细则、附议等等，只要你愿意，总可以凑成“八股”，甚至可以将格式固定下来。这样，文秘们肯定会举双手赞同！
“新八股”既然不似老八股那样久经锤炼，就谈不上定型，进入“制度性”的范围之内就不容易。究竟是否有“制度性八股”这种东西，都成问题。因此，首要的事情是举一个“制度性八股”的例子。这倒不难。而且，还要举一个最厉害的，它就是“重要讲话”。
就重要性与影响力而言，“重要讲话”肯定居当代文章之首，其地位大概与古代的“诏书”相当。我们知道，皇帝并不一定亲自起草诏书，这种事情一般都交给秘书——某个翰林或者著作郎——来做；否则，就没有人愿意干皇帝这种苦差了。在这一点上，现代领导人肯定更加活脱，几乎所有“重要讲话”都出自秘书之手。而秘书早已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下笔如有神”，岂不更让“重要讲话”源源流出！

制度性拍马

“拍马”肯定登不了大雅之堂，如何能与“制度”同台亮相呢？也是世事难料，近年来或许是天道失常，尽是一些怪事出场，尤其是“拍马术”突飞猛进，升至史上从未到达之境，乃至对“拍马”之研究也有渐入显学之势，岂不惊动许多儒雅之士！
你以为马屁股是谁都愿意碰的？如果那马钝驽异常，而又丑陋不堪，那么任何人都会离得远远的，绝不会在马屁股前晃动一个手指！除非真正遇到一匹可做坐骑的骏马，才会心血来潮，熙然而起，用一双大手在那马屁股上来回按摩起来，那功夫岂不达于极致，能不让那马匹温顺之至、欢畅之至！
拍马的绝佳镜头多矣，随意取几个就全是上品：
某北方大吏的名句是：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能想出如此绝句出来，肯定意在登历史之最，让其流传千古。但或许是登顶之心太急切，竟然犯了大忌，抄了当年秃子的几个烂句，就不能不贻笑大方了。不过只要“马”满意就行。
其他大员的发明没有这么惊悚，或许更加切用。只是众意齐发，妙语连珠，让人录不胜录。这就不免让珍品失于倏忽之间了。最令人称奇的还是那些连句：“紧跟……听从……追随……”，美则美矣，但细心人总是听出，仍然不免是一些几十年前的老话，而且还是犯了大忌，今天已不能被稍明智的人接受了。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若论时代潮流，当今之世，怎么说都不应是拍马的时候，更别说是那种根本上不了台面的低级拍马！其实，拍马者自己岂不清楚：拍马遭世人鄙弃，坏了一辈子的名声；拍马术都是急就章，未加琢磨，留在世上，迟早将成为后患。但事在急需，也顾不得了。好在那个被拍者就是木头，怎么说都是没什么反应的。但完全不拍却不行，那样就交不了差了！
这样一来，拍马就成了标准动作，其主要特点是：
拍马成了常规性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例如，任何工作汇报都少不了一个标准的段落，其设置没有任何其他作用，仅仅就是为了让听汇报者“官心大悦”，实际上就是一个拍马专章。
拍马用的词汇、句式、选材、规格都已经高度标准化，这既可以大大降低拍马成本，也可以提高拍马的整体水平，形成整个团队的某种集体风格，让人一看就知道是“某家军”的杰作。
拍马“需求强劲”的结果，使拍马之风长盛不衰，甚至出现了拍马的专人、专门队伍、专门机构、专门学术；甚至有专门吃拍马饭的人，也就有了拍马这一行业。
拍马发达一至于此，倘还不认可“制度性拍马”，就实在有负孜孜拍马者的一番苦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