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免火刑柱
你敢说“我不同意你”吗?在对方足够强悍而又凶残的时候,谅你未必敢。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认为,动物——例如猩猩——会攻击不同意自己者。就此而言,人类真不能庆幸自己的文明有多优越。只有人类,才有一系列发明用于对付不同意见者:文字狱、批斗、杀戮……,最恐怖的一项发明就是火刑柱!火刑柱下最著名的一个牺牲者,就是可敬的科学家布鲁诺。我一直不能想象,如何忍心将一个鲜活的生命活活烧死!但在公认的文明之邦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就曾经火刑柱林立!与之对照,东方人似乎足以自豪了,我们自己及祖上,毕竟都幸免于火刑柱啊!
不过且慢高兴,我宁愿说,没有发明火刑柱或许仅仅是一个偶然的疏忽。祖上对付异见者的工具多不胜数,其功效未必下于火刑柱,最有力的证明就是:我们这个国度异见者之少,绝对是举世无匹!对于异见者,活络的西方人发明了许多名词:异端、思想犯、背教者……,这些一概没有传入中土。取代这一切,我们的先人仅仅用了一个字:诛!仅仅是“异见者诛”,就将异见者与异见都一起消灭了,哪里还用得着火刑柱!我们的先人,或许并不十分勤于思考,也没有太多创见风行于世,但还不至于完全没有异见;及至终究幸免于火刑柱,这究竟是幸乎,抑不幸乎?
天网恢恢
发明了“天网恢恢”一词的可敬先人,想必真的慧眼识异物,亲眼看到了散布于天空的那张巨网。只是,一旦有无数被网罗的牺牲者不得脱身、苦苦嚎叫,不知巨网的发明者与欣赏者有何感觉?他们会欣然赞美网的奇效吗?网所捕获的,难道不都是人人欲得而诛之的罪犯吗?那张天网难道不就应该“疏而不漏”吗?
然而,真实的世界恰恰不是这样:“天网”所网罗的未必都是罪犯;即使被网罗的罪犯,也未必是真正应受惩罚的。
难道真有不该受惩罚的罪犯吗?就是有,其名唤做“思想犯”,一个地道的外来词。所谓“思想犯”,就是因持有不同于常人的意见——今天通称为异见——而触犯现行法网的人。这些人既然触犯了当世之法律,当然是罪犯无疑;另一方面,他们只是思想特立独行而并非作奸犯科,因而明显异于贪赃枉法、营私舞弊之徒,故特称思想犯以示区别。思想犯的异见未必被大众认可,但其道德形象通常不俗,致使思想犯得到许多明白事理的人的敬仰,被视为“有良心的正义之士”,因而又被称为“良心犯”。
无论思想犯还是良心犯这种名词,都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我们的先人何曾见过?但这并不意味着古代没有思想犯,所没有的只是这个称呼而已。明朝儒士李贽(1527—1602)就是一个思想犯,而且是一个名闻遐迩的大思想犯,其活动年代与著名的西方思想犯布鲁诺(1548—1600)大体相当。李贽的命运略胜死于火刑柱的布鲁诺,他在被押赴京城——多半有刀斧手在那里等着——之前果断地自刎了。
笼罩思想犯与刑事犯的是同一张天网吗?我宁可认为,思想犯享受到一种更特殊的天网,在基本精神上,这张网的发明权属于至圣先师孔夫子。孔夫子的核心思想可概括为如下两条原则:
A 伦常秩序应由君臣等级制维护。
B 君臣犹如父子,家族伦理融入国家政治。
思想犯则背离上述原则。背离原则A意味着违背君臣大义,这是一种政治罪行;背离原则B意味着违背人伦道德,这是一种道德污点。这样,在孔夫子精神的笼罩下,思想犯处于最恶劣境地:他既因冒犯君权而涉嫌反叛,也因蔑视人伦而遭道德谴责。除了名词上的差异之外,古今思想犯并无本质区别。
热血悲歌
500年前的布鲁诺的灵魂,已随火刑柱上的熊熊烈火而升空了。无需等500年,布鲁诺就得到了全人类的鲜花与颂歌。至于那些名气小得多的思想犯,即使离我们更近,其生平事迹更易被熟知,他们能得到人们奉献的一朵鲜花吗?谁会为他们的厄运悲歌一曲呢?
现在就来看几个催人泪下的思想犯。
林昭——在一些年中,江苏某处的荒郊野外有一小小坟塚,每年清明节前后,会有人在上面插上几朵小花,以悼念安息于此的那个亡灵:于1968年被处决的思想犯林昭(1932—1968)。这个被许多人誉为“中国圣女”的人,其经历事迹与圣女贞德判然有别:贞德纵马疆场,而林昭柔弱文静、醉心文艺、擅长诗词。不过,林昭的履历也不简单,还在入读北大之前就已经是“老革命”了。她的炼狱始于风云突变的1957年。在当时,她这个年轻右派算是被宽大了,仅仅遣送西北劳动改造而已。但她那天生的倔强,不断的无罪申诉,使其绝了解脱的希望,而且境遇每况愈下。文革前夕,她已升格为在押犯。在牢中,她仍然不改初衷,赋诗作文,留下了数卷血泪悲歌,真的接近于某种圣女形象。文革还能容忍一个圣女?她终于将自己送到了生命的终点。临终时她大概不再有生命之恋,只是苦了那在家苦等的老母;老母等来的只是公安传达的通知,附带索取“子弹费”的账单。她如其所愿地殉道了吗?她能含笑九泉吗?
李九莲——历史上的女杰并不太多,在近代人们大多只记住了秋瑾。人们竟普遍忽略了,现代史上恰恰有一个涌现大量女杰的时期,那就是文革。上面提到的林昭固然死于文革中,其主要活动年代却在文革之前,并不算真正的“文革女杰”。就要说到的李九莲(1946—1977),则可以说是一个地道的“文革女杰”。李九莲生于江西赣州一个工人之家,是那个时代被卷入狂热运动的典型热血青年。她曾经是那个时代的标准“左派”,呼喊过无数次“誓死捍卫毛主席”!不同于其他左派的是,当大多数人已经懂得识时务、适时隐退时,她却不肯妥协,继续为未实现的理想而奋斗。她居然真正以一种“殉道者”的狂热,不计后果地追求“被迫害者的解放”,完全没意识到,这根本不是文革的真正目标,而恰恰是致她于死地的罪因。她以少女的纯真培育了一株爱情之花,但恰恰是男友的背叛给了她致命打击:部队中的男友将她那些包含政治内容的私信上交了!或许她的最大的不幸是死于黎明之际:处决她的1977年已经部分启动平反冤狱,胡耀邦只差一点点就可以救出她了。在九泉之下,她能不为此一哭!
王申酉——思想犯大多是真诚的理想主义者,而王申酉(1945—1977)则是真诚到近乎痴迷的理想主义者。这个有幸入读华东师范大学的才气横溢的青年,在他的学生时代,当大多数人还懵懵懂懂、随波逐流的时候,他就已经认真思考民族、国家、人类、主义的大问题——他竟然不知道,在中国这是多么不合时宜!如同李九莲一样,王申酉也是在黎明之际遭处决。可悲的是,这个“反革命犯”将自己的年轻生命完全献给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他阅读、思考马克思之多,大概超过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教师。但是,他的这些艰苦思索,却并没有将他带到一个光明的出口:在该处他应当能看到,马克思的体系本身就不可避免理论与现实的荒唐矛盾!九泉之下的马克思会自省到:正是他的理论将一个青年才俊导向人生绝境吗?
殉道者之血
思想犯既不为当局所容,通常也不被大众所理解,因而是人类中一个最不幸的群体,他们似乎就是为悲剧作品增加素材而来到人世。
但许多人不免要问:思想犯的生命动力来自何处呢?他们的生活目标是什么?他们为之奋斗的追求是什么呢?
简言之,殉道而已。
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无数殉道者;或许,正是殉道者的鲜血让我们的文明增加一份灿烂。在过去两千年中,成千上万的基督教殉道者谱写了文明史的壮丽篇章。这些殉道者留下的遗迹,今天仍然是西方文化中激励人心的一部分。就是缺少基督教信仰的东方旅游者,在这类圣迹之前也难免为之动容!
在中国文化中,殉道者可能不是一个常用词。中国缺乏宗教。你多半会举出佛道两教来反驳。在中国,这两个宗教都不具有基督教那种大众化特征。那么,中国也有殉道者吗?这就需要明确:所谓道,并非宗教教义而已,还包括其他许多人类规范与信仰,例如孔孟之道、人伦之道……,也包括近世看重的种种“真理”。所有这些“道”的殉节者,岂不都是殉道者?例如,孔孟之道的殉道者——王国维就是一个著名例子——其精神价值会低于基督教殉道者吗?
归纳一下:如果某个精神价值——包括宗教、社会政治学说、乃至任何系统化的信仰——被某些人虔信,最虔诚的信仰者不惜以生命的代价来维护其信仰,那么,那些牺牲者就是这种精神价值的殉道者。自然,所述的精神价值就是殉道者深信不疑的“道”。
对于信仰者来说,所信仰的“道”当然是十分正面的东西,通常被奉为真理。而在局外人看来,“道”仅仅处于中性地位,对之的褒贬取向完全可能因人而异,不应视为“绝对真理”。
在现代中国,“为真理而献身”是曾被热情讴歌的英勇行为。如果将“为真理献身者”视为殉道者,那么这里的道就是“真理”。但如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所看到的,“真理”的形象在每况愈下,在各个领域都越来越不被看好。因此,我宁愿以更倾向于中性的“道”一词取代“真理”。
作为精神价值的“道”,也是有高下之分的。无论“平等之道”、“崇实之道”等等,都得到某种普遍信仰;但它们还是居于“自由之道”的下面。不妨说,自由就是最高的“道”;当人们呼喊着
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去殉难时,他就成了自由的殉道者,这应当是最高等级的殉道者。
前面提到的林昭等人,岂不都是可敬的殉道者!但他们殉了什么样的“道”呢?肯定不是什么宗教之道;若说是“真理”,恐怕有损这些人勇敢赴死的价值,因为今天真理的含义愈来愈模糊了。难道不应干脆认定:他们的牺牲就是殉“自由之道”吗?
思想犯的末日
不管多少杰出的思想犯,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书写了最壮丽的篇章,但思想犯的出现毕竟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污点,让渴望美好生活的人类避之唯恐不及。没有人情愿做思想犯,也没有正常思维的人能接受思想犯众多的社会。
反感于思想犯存在的人,可以听到好消息了!我就要告诉你:历史已经临近思想犯的末日!别误会,千万别以为要处决所有思想犯了——倘那样,岂不是最大的人类之恶?准确地说,人类迎来的将是“不再存在思想犯的时代”。
别高兴得太早,希望思想犯继续存在的人还多着呢。
反对废除思想犯的理由十分充足:如果没有思想犯,岂不让一些人胡思乱想,致使社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岂不四海不宁?哪还有稳定压倒一切!如果没有思想犯,岂不让更多的人妄议上峰,怎能使宇内肃然,天下定于一尊?倘没有思想犯,岂不让一些人忘乎所以,无视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