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知死亡

人们本能地回避“死”这个坏字眼。但我偏要告诉你：人大概是宇宙间唯一的生物，能够且热衷于思考身后之事，而这首先就得预知——实际上几乎须臾不能忘怀——不可避免的死亡！你想必以为，这不过是一个无人不知的常识，没必要郑重提及。但人们恰恰忽略了，正是这一寻常事实构成最重要的人生经验，或许还是种种社会波涛的动因。鉴此，你还能说“死亡”是不宜深谈的话题吗？

生物学话题

死亡实在是太沉重的话题，但因此而说人们最少说它，则显然不合事实：与死亡相联系的文字、作品简直多不胜数！当然，这一切的总源头，无非是死亡太具普遍性了：它不仅关联着每个人，而且也关联着每个生物，包括人畜动植。归根到底，死亡首先是一个生物学话题。作为一个字，“死”与“活”相对照，死意味着活的结束；只有曾经活过的东西才谈得上死去。当然，世间唯有生命之物才可能活着；也只有生命之物才可能死去。因此，死亡只能是生物学的特有概念。在论及死亡时，无论你如何感慨系之、长吁短叹、赋诗作文，首先还是去读点生物学吧。

如果我现在就真的要你去啃生物学，也未免太学究气了！我只不过是强调：死亡不过是生命现象之一，所有有关的疑问与困惑，其最终源头都在生物学。当然，这是一种地道的现代观念，华夏先人未必有这种意识。因此，以这类说辞去诉诸笃信古道之人，将不可能得到热烈的回应。在这一点上，该就此打住。

如果密切联系生物学，关联着死亡的话题就多了。例如，有关人类死亡的总量、寿命的历史变化、死亡原因的统计分析、死亡的预兆以及死亡的生理机制……。我不相信，人们会关注所有这些，就都留给专家去啃吧。不过，我不妨告诉你一个小小的人生经验：一想到连死亡这样极其悲切的问题，都有专家平心静气地去细细研究，对于死亡就大可不必虑之过甚了！这岂不是说，钻入生物学之内，也会让人得到巨大慰藉，乃至心平气爽地“视死如归”吗？

这番唠叨或许逗乐了生物学家，却会使“人类至上论者”不快：既然动植都归于生物学，岂不人死与鸟亡没了区别？且不论生物学家如何看，我肯定不认为：人与动物的死亡能够等量齐观。最重要的区别之一是：不同于普通生物，人很可能是宇宙间唯一能够预知死亡的生灵！这一点正是本文的主旨。

死亡文化

马上就要说到人与动物的第二个重要区别：人类有死亡文化；动物也会有死亡文化吗？

民间人士可能会嘀咕：死了拉倒，谈什么死亡文化，实在是腐臭文人在小题大作！并非我想用大字眼，就是你的家人恐怕也不致轻视丧事。试想，如果阁下某位亲人故去，岂不立即有街坊邻里、亲朋故旧上门，讨论殡葬事宜、善后安排……。凡此种种，不是死亡文化又是什么呢？在我们的文化中，涉及死亡的事情岂止这些，写出来徒增哀戚，不如略去不提。

我宁可关注一个“偏题”：死亡对于文化的影响。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那么不妨说：
死亡进入所有文化话题，并无例外。

如所周知，鲁迅常常敢言人所未言。记得他有一篇作品说到：有户人家喜庆添丁，惯于说实话的某位先生直说：这孩子将来会要死的！主人反应如何自不待言。今天我的观感就不同了。我只觉得，鲁迅的这个故事好像是专门为我准备的：你看，死亡都已进入“喜庆文化”了，还有什么文化话题容纳不了死亡？因此，我有充分的信心断言：死亡可以进入所有文化话题，你能不信？如果上述结论不假，那么我就可以搬出人们最喜欢的那种套话：

在古今文化中，“死亡”是永恒的主题。

如果将文化的范围缩小一点，限于考虑文学，那么，其与死亡的关系就更直观，更不容置疑。你见过完全回避死亡的小说吗？相反，倒是有“充满”死亡的作品。文学巨匠托尔斯泰的《伊利奇之死》几乎通篇都在写死亡。我在读该书时不免想：尚未经历死亡的人，如何能写出如许哀戚文字？想必你会觉得这种问题近乎怪诞。不错，世界上不会有经历过死亡的在世作家；但是，作家至少确定无疑地预知死亡，而正是这种“预知”，使他至少部分地体验到了死亡。因此，

预知死亡，是死亡文化的前提。

崇高之源

在中国的古今作品中，受到最广泛引用的话语之一，大概是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受到歌颂的当然只是“重于泰山之死”。能够用来说明崇高表现的人类行为不少，但其中最令人肃然起敬、最使人永难忘怀的，就该是“重于泰山之死”。这样，对于“崇高之源”的问题，就有了一个应当被普遍接受的答案：

崇高主要源于“重于泰山之死”。

你会去寻求上述结论的理论依据吗？算了吧。我更看重的是：无数作家与无数作品，以自己的方式描述了死亡，同时也就描述了蕴藏于死亡中的崇高。到《伊利奇之死》这样的作品中去感受崇高，中国读者未必能称心如意。至于中国作品，则有表现崇高的极其直观、简单的模式，那就是永远会赚得眼泪的英雄之死。你读过没有英雄之死的中国小说吗？

讴歌“英雄之死”的语言几乎是定型的，以致妇幼皆知。而且，留下了一系列大众都朗朗上口的套话，例如：某某永远活在人们心里，某某虽死犹生！这些其实属于世界文化；而在中国文化中，则具有十分简单化的肤浅形式，其结果多半让崇高隐身！

崇高之死也是思想者、哲学家乃至文人墨客抒发忧思与想象力的话题。这一类的话语充满了许多作品，以供雅俗共享。在这一点上，最主要的“思想成就”是：从观念上实现了生与死的沟通。在观念上或者在想象中，死于崇高者依然活着，因而实现了不朽。“不朽”已经超越了平常的文学修辞，而成为一种真正的普世追求与人类理想。在完全世俗的意义上，“不朽”给予了人类巨大的慰藉，用以部分抵消对于生命有限性的难言之痛。

虽死犹生

推崇“崇高之死”的极致，大概是“虽死犹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虽死犹生”并不限于崇高之死，实际上遍及所有能被人记住的死者，首先包括逝去的亲人。在我们的想象中，离世亲人们都还活着，其生命被显著地延续，直至退出后人的记忆，或者终止于后人相继离世之后。

这样一来，“有多少死者活在今天”就成了一个问题；这样的问题既让人悲怆，又引人遐想。社会学家或许只关心冷冰冰的数字：在历数千年之久的华夏文明史上，在这片大地上来来去去的华夏人总计有多少亿；其中多少人在几代人之后退出故旧亲朋的记忆，多少人在千万年之后退出任何文字记载……。学者之外的人，自然具有更温情脉脉的想象，尤其是对于逝者的长久追忆与思念；这种追忆的极致，就是生者与死者的同在！这种心态，属于我们的精神世界；或许，它没有现实世界那般清晰、确定，但其无可怀疑的存在，是人类文明的不可缺少的内容。

野蛮人也有“虽死犹生”的观念吗？我不知道。即使也有，想必无法与文明人相提并论。倘认可这一点，对于死亡的认知，就进到了文明的高度。

虽生犹死

如果说，“虽死犹生”是对死者的高度肯定；那么，“虽生犹死”就是对渺小生灵的高度鄙视。

那么，谁配得上“虽生犹死”这种恶评呢？指名张三李四，那是很困难的事情；泛泛而论，则不难有所指陈。至少那些唯财色是务、再无其他追求的贪鄙之徒；那些贪财数百亿、贪色无数的巨蠹，还算是一个有正常意义的活人吗？他们难道不正是“虽生犹死”吗？当然，也不仅仅是这类人，还有那些浑浑噩噩、无所用心之人；那些混迹官场、尸位素餐之人；那些空披人皮、却狼心狗肺之人……，岂不都属“虽生犹死”之辈？这样的问题，就不便再讨论下去了。

我倒更关注另一个问题：那些“虽生犹死”之徒，如何看待死亡呢？我未曾也不能进入这些人的内心世界，也就无从确切回答这样的问题，至多作某些揣度。历史上恰好有一个“虽生犹死”的样板，他就是希特勒早期的副手赫斯，他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处终身监禁，在监狱中活到93岁，最后自杀而亡。你能说他真正活了93岁吗？至少从1945年起，他就是一具行尸走肉了。但他并没有在那时自杀，说明他依然想继续活着，尽管是虽生犹死也罢。

这或许是顽强地追求活着的一个绝佳例证。只是，这种顽强性有价值吗？今天的中国监狱中，无期徒刑犯人也许数以万计；有社会学家去走访他们吗？社会学家不觉得，即使是这些人，仍然可以为人类的认知作出某些贡献吗？

预知死亡

对于死亡的观察与讨论，不能不充满推测、想象甚至臆断。人类不乏种种生活经验，却唯独没有死亡经验！“死亡经验”一词本身就是一个病句：经历死亡之人不可能拥有任何经验了。今天，“死而复生”的故事有广阔市场，我无意让其进入本文的讨论。

我现在要强调的是本文的下述根本观点：

对于死亡的上述种种观念有一个共同前提，此即“预知死亡”！

此处“预知死亡”意指：人在其有生之年就能清晰地预见到，自己最终不免一死！我不知道，今天是否还有祈求长生不死之人。就是那个指望“活到150岁”的人，也不敢有长生的妄念。

你想必认为：“预知死亡”平凡之至，没有深思的价值。我要告诉你的恰恰相反：“预知死亡”极其重要，正是它使生与死得以联系起来，使人类的无数惊天动地的思考与行动得以发生。

如果不预知死亡，你怎么会将他人之死与自己的未来之死联系起来呢？不预知死亡，就不会知道“死亡恐怖”为何物；而整个涉及死亡的文化，实际上都以死亡恐怖为基础。不预知死亡，就不会有“死亡文化”；你不认为，这将是人类文化的重大损失吗？

如果不预知死亡，就不可能有想象中的死亡体验，就不可能意识到献出生命的价值，也就体会不到某些“死之崇高”；而这肯定是人类崇高观念的重大损失。如果在你的想象中，根本不存在谭嗣同所面对的那种生与死的选择，你能充分认知谭嗣同的“崇高之死”吗？

如果不预知死亡，对于今日之生与未来之死，你就不能建立清晰的联系；而这样，你就没法充分领悟人生的意义。倘如此，你如何去估判、规划与掌控自己的人生呢？你还能充分理解“虽死犹生”与“虽生犹死”的意义与区分吗？你不会因此而陷于浑浑噩噩之境吗？

预知死亡，让人类能更好地理解死，也能更好地把握生，从而可能有一个更好的人生。如果你终究认为，即便如此，仍然无法完全驱散笼罩于生死之上的困惑与忧伤，那么，我只能说，生命不免固有的缺憾，就是上帝也无可奈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