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仇恨
“不忘阶级恨,牢记血泪仇”,曾经是对国人的基本要求,甚至一度成为举国遵循的“民族大义”。公然否认仇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人,即使是某些人心中的圣贤——例如佛祖与耶稣——也被一些人视为谬种而遭鞭挞。然而,由仇恨的苦水汇成的大海,让长期泡在其中的人饱尝苦楚,见证了人世的残忍与丑恶,一旦有机会沐浴于一个宽容社会中射来的光辉中,就不免有被解放的欢畅感。于是就有疏离乃至拒斥仇恨的强烈愿望。从这种愿望中,自然会孕育出控制仇恨的某种机制,这就有了“管理仇恨”这一议题。
心中之火
人类不是什么温和仁慈的动物,一旦被仇恨激怒,心中那股无名之火,会熊熊燃起,酿成难以预测的后果。
探索怒火的根源,就需要思考得更深些,不能仅限于人类的常识范围之内。简单地说,怒火甚至不是一种单纯的人类现象。简单的观察即可看出,许多高等动物都有暴烈的愤怒表现;“被激怒的狗猛扑过去”,这种句子并不离奇。这样一来,“怒火之探索”首先就不能不属于生物学的范畴。另一方面,我们的关注点当然集中于人类生活,因而怒火主要被看作心理现象。于是,寻求怒火的生物学机制与心理学机制,就成了探索怒火的起点。
如此提出问题,未免太学究气了,岂不让你气馁之至!谁愿意跟某人去啃什么生物学?靠常识观察岂不更合理!这就要看思考之深度了。简单的思考当然凭借常识已够;但深入的思考就不然。例如,不难提出这样的问题:随着文明高度的提升,人类有可能最终消除任何仇恨的啃噬吗?我现在就来回答此问题:从生物学的角度看来,此属不可能,因为仇恨现象仅可控制,而不能完全消除。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或许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结论。
我的本意,当然不在推销什么学术赝品,只不过想提醒世人:仇恨问题——乃至任何重大的人类问题——都不是浅薄政客说教的特有领域,而需要专门知识的助力,因而有赖于学者的精心耕耘。
怒火燎原
你的首要关切,当然是如何解决仇恨问题;但思考的出发点,却要选择得更广泛一点:仇恨之火能毁掉什么?如果不了解这一层,如果断定仇恨并无大碍,又何必消除仇恨呢?
仇恨之火肯定起于洪荒年代;但对于切近的问题,只需关注现代史就够了。
现代史上的第一把大火发生在1919年。当然,在1919之前,干柴就在逐年添上,火种也被早早引入。至于仇恨的对象,教科书式的叙述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这两个抽象名词之下,还有更具体的目标,那就是洋人与官僚。这两种人都有可恨的理由,而且所引致的仇恨已积累多年了。
1919年5月4日,只不过是一个引燃的不祥日子。爆发的怒火首先烧掉了赵家楼,继而烧向全国,烧毁无数有形与无形的孔家店、孟家店……烧毁属于传统文化的种种传世珍宝。至于洋人与官僚,都有其安全的藏身之所,岂是手无寸铁的热血青年所易触及?除了那个倒霉的章宗祥,无伤任何人的皮肉。
如此说来,仇恨之火莫非不足为患?好戏还在后面呢!什么继承了1919?是1937?是1957?都不是,而是1966!嫌1919年之火烧得不够旺的人,在1966年就看到了真正的冲天大火,这就是文革之火。由伟大领袖亲自点燃的这场大火,岂止“燎原”而已,实实在在地“燎”了全中国,让数千年文化珍品荡然无存!
这一次的举火者,正是火烧赵家楼的那些好汉的继承人,他们唤作红卫兵,是那个时代令人谈虎色变的造反者。他们仇恨什么呢?他们仇恨三样东西: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或者通称“封资修”,是当时人们认定的大妖怪。其实,红卫兵何曾清楚何谓“封资修”,他们不过是恨更具体的对象:走资派、牛鬼蛇神、臭老九。这样说也不得要领;更确切地说,他们只是恨“领袖所恨之人”!
红卫兵可不管“为什么恨”这种学究问题。手执皮鞭、高帽、棍棒的红卫兵,斗倒了数十万走资派、扫荡了数千万牛鬼蛇神,批臭了无数臭老九,仿佛“臭老九”还不足够臭似的!能够与红卫兵好汉比肩的,就只有希特勒的冲锋队、斯大林的克格勃了。
见识了这样史无前例的燎原大火之后,对于其他的“仇恨之火”就不再有兴趣了。
玉石俱焚
由仇恨煽动的文革之火,如此气势磅礴,所向披靡,既然扫荡了封资修,如果其余的东西会毫发无损,那就不可理解了。实际上,燎原大火只会使玉石俱焚,即使那些完全无涉封资修的东西,亦不免毁于一旦,仅余下“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浩劫之后,无论官方与民间,都没有高人能够开出一个详尽的毁损清单。我宁可将关注的重点放在精神文化、家国伦理方面,这些可是民族之魂啊。今天,普遍抱怨人心不古、道德沦丧,社会生态江河日下,凡此种种,岂不都是文革烧掉民族之魂的结果?
文革使任何纯洁高尚的人类感情都让位于仇恨,造成普遍的社会紧张,人际关系中不再有基本的互相信任,身边的人都成了猜疑、严防的对象,随时准备检举揭发,乃至陷于霍布斯所称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红卫兵张红兵,与父亲一起亲手将母亲送上了枪决的刑场;知名作家杨沫,不再歌颂青春,而是揭发自己的亲生儿子,以表明其“革命立场”!当今圣上的母亲,也曾亲手将自己的儿子扭送派出所……。所有这些人的共同努力,不是迎来了精神升华的新世界,而是制造了一片地道的道德沙漠。
浩劫之后,家庭不再是温馨的港湾,学校不再是培育鲜花的园地,社会不再是普遍互助的灵魂安放地,国家不再是每个人都有权利爱、也有权利获得保护的家园……。所有人都变成了无助、彷徨、迷失、孤立的个人,无望地眼看着社会、国家以及世间的一切都渐渐陷于解体,而左派们还是高歌不绝,继续鼓动着永不停息的革命化,根本不在意国家正在滑向深渊……。
我最感耻辱的一件事是:号称礼仪之邦的华夏大地,竟然出现了一批炎黄子孙,他们的最大本事就是仇恨无辜者,仇恨与之素昧平生的无辜同胞,仇恨万里之外毫无瓜葛的外邦人士,甚至仇恨异邦的灾难受害者……,这是古今中外最让人不可思议的奇迹!
这是一批可怜之人,他们竟从未受过文明的洗礼,从不懂得:
仇恨应受文明的约束,仇恨被约束的程度乃是文明的尺度。
仇恨不受约束的后果,必然是文明的急剧倒退;仇恨被极度张扬的结果,就是全社会急速倒退到“石器时代”!
仇恨退出
只有到这种时候,人们——至少是一部分人——终于开始看清:仇恨能够做成什么、导向什么;人们开始与仇恨保持距离。在浩劫的废墟之上,曾经彼此仇恨的人至少部分地携起手来,开始整理一个平静的安身之地,然后着手重建那被毁坏的家园。几乎所有人都成了受害者、失落者,彼此仇恨就不再有意义了。张红兵不再恨他的母亲;杨沫也不再恨她的儿子;红卫兵不再恨他们亲手打倒的走资派……。所有人都开始明白,自己竟然做了被人利用的不用脑袋的工具,他们不愿意继续做工具了。人们终于发现:
唯有大老板真正需要仇恨,他们需要仇恨来掩护任性的权力!
这叫做“觉醒”吗?此时或许还言之过早。但事情正在起变化,则是毫无疑问的。各方面都愈来愈清晰地感觉到了这种变化:邓小平们发现他们的前面已经没有继续冲锋陷阵的红卫兵;张春桥们则发现他们后面已经没有可依靠的坚定支持者;梁效们发现他们几乎不再有读者……。正是这种变化,将人们推向“四五”,推向1976年十月,推向那个“普天同庆”的伟大事变!仇恨呢?在大多数场合已经用不着了,已经被集中于一小撮国贼之身了。
仇恨的退出,同时必然是友善、理性、爱心的入场;仇恨退出的所有地方,新的占领者是文明!真是久违了,在那浩劫之年,谁敢言文明!那不是封资修中的封资修吗?现在,终于该文明登场了,人们将如何对待这个已经有点陌生的文明呢?与文明共舞,真还不是被大众习惯的事情。只有一点看来是比较清楚了:仇恨不能与文明共存!这一点认识或许既幼稚又肤浅,却不能不成为一个新征程——汇入人类共有的现代文明——的起点。
管理仇恨
文明乎?仇恨乎?既然接受了文明,岂不就应理所当然地拒绝仇恨!但如本文一开始就申述的,仇恨基于生物学理由,并不可凭人类意志足以杜绝,能够“既与文明共舞、也与仇恨共存”吗?
人类智慧的答案就是:能够!但这有赖于一个神器——或许是唯一的神器——它就是本文致力于推荐的:管理仇恨。
仇恨不能消灭而可管理,这正是文明的希望!
智慧的人类已经管理过很多东西了:管理百姓、管理教育、管理纷争、管理慈善、管理灵魂……。但也能管理仇恨吗?这可是闻所未闻啊!但这正是当下所有文明国家不能不做的事情。你没听错,此事不可不做,而且事关文明!
实际上,人类已经有过管理仇恨的长久历史,因而对这件事并不完全陌生,陌生的只是“管理仇恨”这个名词。因此,我一点也不怀疑,“管理仇恨”注定将成为文明世界的普遍诉求,成为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一个“日常业务”!当然,我还不至于放言无忌,公然主张国家设立“管理仇恨部”;倘若那样,也未免太夸张了。这种事,完全应当顺其自然,依赖于社会的自然机制,尤其是依赖于民间力量的顺势而为。如果由政府来大操大办,以“红头文件”号令全国,除了贻笑大方之外,必将事与愿违,甚至整出一批“仇恨对象”来!
如果我声称可贡献一整套“管理仇恨”的办法,那就真的是吹牛了。这不是我的能力与任务。我只是相信,文明一定能培育出有效的方法,而且现在就有,甚至取之不竭。这些方法的核心,无非是给仇恨划定一条界线,将其约束在尽可能小的范围之内。
以仇恨为耻
所有“管理仇恨”的方法与谋略,其价值都不及一个观念:以仇恨为耻;更准确地说,是以鼓吹、坚持仇恨为耻。别以为这没什么;不妨反思一下:你真正“以仇恨为耻”了吗?你在激愤时没有高呼仇恨口号吗?这并不容易啊;否则,岂不人人都成了佛祖、耶稣?
不管这件事如何远离现实,重要的是,从现在起就要将其确立为一个力促其实现的目标。试想,一个曾强势鼓吹仇恨、将仇恨教育当作举国要务的国家,一旦迈入“以仇恨为耻”之境,这种文明进步,岂不足以比之如“人人成佛”吗?
今天,当然这一切都还远远不是现实。但我要强调的是,“以仇恨为耻”并非如初看起来那样,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不妨设想一个这样的场景:在一个具有兄弟情谊、亲密无间的团体中,如果有人突兀地宣布:我恨某某!此时,大家不会觉得,此人可能不是他们中的一分子、而是一个十足的异类吗?显然,大家都会以认同此人为耻。一个团体或许小了点;但文明的进化,难道不可能将小团体的荣辱观扩大到更大的群体、直至扩大到全社会、全人类吗?
我坚信,此处所循的逻辑,最终将支配整个文明世界!即使在当下这种理想尚无现实性,仅仅是将其确立为一个人类目标,确立为一种合理的人类理想,这件事就具有无上的价值!亚当夏娃的子孙,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甚至根本杜绝这类设想,永远奉所谓“斗争哲学”为人生圭臬,永远鼓吹“与人斗其乐无穷”!我们就不必再谈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