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秘密

无论是读史者还是留心国事者，在内心深处都难免留下一些百思不得其解的谜题，涉及现代史者尤多。他们岂不翘首以待：有某个高人出来揭秘解惑。或许正因为揭秘者的阐发，今天已有不少秘密呈现在阳光之下；其中最大的一个便是：读书人何以成为毛时代的主要受难者？此谜题的答案，没有悬疑地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或者毋宁说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秘密！

无妄之灾

常识似乎总是启示：任何灾祸都可以索源。病患源于病菌或病毒的侵袭；火灾源于管理火种不慎；水患源于堤坝失修……。但如果某个人无论怎样谨慎小心、慎言慎行，都不免罹祸，乃至灾连祸结，或遭莫名冤屈，或陷牢狱之灾，或蒙杀身之祸——在这一类的情况之下，人们就不再能提出合理的解释，只能说那是人逢晦气，或者流年不利，惨遭无妄之灾！

你多半不信这种怪事。朗朗乾坤，哪来什么无妄之灾！你倘作此想，那么就只能说你孤陋寡闻了。现在就告诉你一种无妄之灾，让你长点见识。1950年代的大闻人傅作义，有一个留学美国的堂弟傅作恭，水利学博士，正是当时国家急需人才。傅作义反复敦劝，力促其回国报效祖国。傅作恭谨遵兄命，返国从事科技工作，自度已遂平生之愿。但他终究是一个不通世故的书生，哪里明白做人的许多诀窍？没几年工夫，就赚得一顶右派帽子。还未来得及悟出此中原委，就被发配到了甘肃夹边沟——有名的死亡集中营——没两年就饿死在该地。一个才高八斗的留美学人，就这样埋尸荒漠了！

傅作恭所遭受的，不是无妄之灾，又是什么呢？

天下当然只有一个傅作恭。但类似的无妄之灾却何止万千！想要举出多少都不难。甚至有非常接近于傅作恭的例子，他就是名气更大的留美学人、国内第一号水利专家黄万里。此人也幸逢“加冕右派”，比傅作恭较幸运的是，他终得善终，还不至于埋骨夹边沟！

如果这种例子不过就区区数人，除了给悲剧作家留点素材之外，也不至于受到太多注意。问题是，这远远不是少数人的厄运，而是千百万人的灾难——仅仅1957年落难的右派就达55万之多——落难者大多是知识精英，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即使想作恶也没有能耐呢。于是，人们不能不问：

这是为什么？

不是答案！

真的，这是为什么？类似于傅作恭的受难者、学者、以及任何正义人士，都在探索这个问题。但是其答案至今都被云遮雾罩，仍然深藏于秘密中。
人们的探索并非毫无结果，但只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解释。

首先，难道不是当事人咎由自取吗？确实，受难者的案卷都塞满了东西，其中总有一些实料吧。办案人尤其不能不这样想。这件事今天就不必争论了，否则真的会再次伤害已经伤痕累累的受难者及其后人，更别说早已离世的蒙冤者。没必要去清理个案，胡耀邦直接领导的“清理冤假错案”工作，都有正式的文字结论存档备查；存于案卷中的成千上万份材料只是凝结成了一个字：冤！

其次，难道不是官员们滥用权力留下的恶果吗？当然不能排除这种情况，权力的专横是人所共知的一种弊政，就是今天也没有绝迹。但是，这种理由并不能完全回答“这是为什么”的问题。主要的疑问是：在1976年之前与1976年之后，“滥权”都是一种普遍现象，无论在实质上还是程度上，都谈不上重大差别。但知识界的状况，在1976年之后毕竟有很大改善，就是说1976前后判若霄壤，大概都不为过。至少，在1976年之后，就不再有对知识精英的全面的、系统性的、毫无顾忌的、有时甚至是处心积虑的整肃。

在这一点上，苏联的情况尤其可以提供佐证。不必解释，苏联的滥权也是登峰造极的。但苏联的知识精英一直具有较好处境，即使在斯大林时代也是如此。我们在1976年之前的“反修学习”中，受到的反复教导就是：苏联的知识精英属于“特权阶层”，这是苏联“变修”的重要原因之一。苏联官员当然并不可爱，但毕竟没有将知识精英贬成“臭老九”。否则，苏联也不可能一度科学繁荣！

再次，难道不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意识形态种下的恶果吗？不错，从原教旨主义的红色理论看来，知识分子至少曾经依附于资产阶级，这就脱不了“原罪”，在苦难中赎罪似在情理中。党政官员，尤其是来自工农的官员，最爱听这种调调，这使他们在知识精英面前多点自信。但以这些来解释对知识界的大面积整肃也说不通；否则，如何解释具有同样意识形态的1976之后呢？

既然如此，我只能说，上述种种都不是中肯的答案。可见，隐藏真实答案的那个秘密有多深邃，能不称为“第一秘密”吗？

圣意难违

为揭开“第一秘密”，首先看一个故事。

1957年，在全国展开的反右如火如荼。那时，周扬是文艺界总管，享有“文艺沙皇”之称。领袖将一份文艺人的名单密交周扬，嘱咐他：给这些人全戴上（右派帽子）！周扬当然照办。

这无疑是共和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之可作如下结论：

一、能将如此机密之事交付给周扬，足见领袖对周的高度信任。二、既然可以照单划右派，完全无需任何材料，所谓“右派反党”之说不过是欲加之罪。三、领袖日理万机，不可能读很多文艺作品，拟定名单时只能仅凭平素印象，实际上就是凭个人好恶。

所有这些人都蒙圣眷领了“右派帽子”，此后就是20年的厄运。其中的大多数，恐怕至死都不知道，自己的右派帽子来得如此蹊跷！他们在几十年中都在反复检讨、请罪，深挖自己的反党罪行，以争取党的宽恕；哪里知道这一切都是无的放矢、白费心思！他们的罪行不过是“莫须有”，检讨顶个屁用！

凡是领袖不喜欢、或者只是不顺眼的人，就得整肃！手下人除了百分之百的照办之外，谁敢嘀咕？这叫做“圣意难违”。究竟有多少知识人的命运就是这样决定了，谁统计过呢？

得罪圣上？

认真的人就要进一步问了：领袖为什么要将这许多知识人划入罪人圈呢？天真的人致力于寻找思想上、理论上的深刻理由，而真正的理由浅显、简单而又鄙俗，不过是大爷大妈都懂得的寻常缘故：

被整者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圣上！

谁敢得罪圣上？当然不会很多，但岂能没有，张申府、梁漱溟、张东逊、黄万里、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等都是！

具体说来，“得罪”这件事并不简单，需要区别一些不同的层次，其中的学问大矣哉！

第一层次，是在早年的直接交往中无意间种下恶感的人，最著名的几个就是张申府、胡适、梁漱溟，他们都曾是北大名流，却有眼无珠、不识英雄，当年竟敢轻慢未来的领袖！这个罪恶有多大，这些人在多年之后都未必明白；即使明白，也为时已晚。

第二层次，是在其后的三十年中，在各种言论或文字中，多半是无意地对领袖失敬的高级知识精英。这个群体就有点大了，其中有许多著名人物，例如胡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黄万里、顾准、杨献珍等等。领袖与这些人多半没有直接交往，对其愤恨程度或许不及张申府，但这些人在知识界更加活跃，影响面更广，因而深受忌惮是理所当然的，岂能不刻意剪除！

第三层次，是多少具有独立思想或鲜明人格的普通知识人，他们当然既无机会也无能力直接得罪领袖，但其独立思想与人格就是对领袖的冒犯！而且，领袖在对张申府、梁漱溟等人的深深厌恶中，分明地洞悉了知识界的难以驯服，认定这些人是具有“反骨”且有些本钱的潜在对手；而实际上，这些人多半没有任何犯上之意。因此，他们是不幸地被“株连”的人：正是领袖的超人想象力，将张申府、梁漱溟等人与几乎所有知识人挂上了，这就使当年几个北大名流在无意中种下的积怨，扩大到了整个知识界，从而无限放大了其杀伤力！

知识界该知罪啊，你们的主要罪行，哪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更不是什么反国家、反民族，而是得罪了圣上，而这个圣上恰恰是睚眦必报的！自从知识界少数大佬在无意中轻慢圣上的那一天起，毫不相干的你们就得罪圣上了——这是一种你们意识不到的原罪；恰恰是这种原罪，是无论如何悔罪都无法赎回的！

明白了这一切，就接近于揭开“第一秘密”了。

反智之恶

上面似乎揭开了整肃知识人的秘密。这一发现有一个意外的附带收获：同时也就揭开了“反智”的秘密。

将几乎所有知识人置于对立面，实际上就是当成威胁宝座安全的对手，这件事情之史无前例、空前绝后，就是想一想也可怕至极。如果是当年在崖山征服了中国的蒙古人干了这件事，倒没什么奇怪的。但在20世纪干这种事情，就真正需要气盖山河的伟人气概。

但即使是超级伟人干的，也不能指望没有后果，而且是所有后果之中最严重的后果。从根本上说，行为与其后果之间的逻辑联系，完全与行为属谁无关，更与行为的动机无关！

仇视与整肃整个知识界会有什么后果，任何人——包括最无知识的人——都不难想象。在诸多严重后果之中，此处只挑出一个，它是否是最严重的后果，则不妨见仁见智。我要说的就是反智——这正是连续几十年整肃知识界所种下的恶果。

反智并不是什么新词，但只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较频，就是今天也并非广泛流行。“反智”之所以被忽视或者回避，重要原因之一是：“反智”的涵义并不明确，就是在顶级知识界也是如此。“反智”是反知识或者反知识人吗？在今天大概不会有人这样认为，今天知识受到无所不至的追捧，知识人似乎也成了香饽饽。这样一来，反智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就更模糊、更吊诡了。

不妨说，“反智”并不公然直接地反知识与反知识人。“反智”是这样一种思维习惯与行为模式：它实质上将那些违背知识性思维的制度、习惯、安排驾凌于知识之上，尤其是将权力驾凌于知识之上。在这种情况下，知识与知识人被推向一边，只是被不动声色地、有时甚至是礼貌地排斥了。

你不妨仔细瞧瞧今天的社会生态与制度环境。初看之下，似乎一切都在逢迎知识、讨好知识；文化教育活动笼罩了最大数量的社会成员、占用了庞大的社会资源、关联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但细察之下你就会注意到：所有重大的社会决策，实际上完全无关乎知识，无须征询任何学界人士的意见；事关社会民生的任何重大举措，无须专业人士的论证与建言；迄今仍然是：我们是唯一没有独立智囊机构的大国，更不觉得需要某种“智囊文化”；无论我们的文化教育事业具有世界上最大的人才队伍，但统领这支队伍的，却是很少与知识相联系的人——领军者拥有权力及服务于权力的一切，唯独没有智慧的思维能力，也没有征询智慧人士的气度与习惯。

我们的政界精英没有任何政治学修养，甚至根本不知道政治学为何物；我们的执掌经济大权者，几乎不能与经济学家正常交谈；我们的教育界掌门人，并不觉得自己需要最低限度的教育学素养；我们那些最神采飞扬的政工人员，哪个想到需要学习心理学、社会学？

几乎在所有的行业，从业人员在公私场合的谈论中，主要的话题多半是权力、利益、升迁……，不太可能涉及任何真正的知识文化；要他们谈文化、历史、哲学，那简直是疯了！

在今天的社会生态下，你感觉到自己生活在某种文化气氛中吗？如果连文化都不存，你头上的那把反智之剑，也该扫荡一切了！

扫荡一切的力量来自何处？主要就是“反智”的社会生态；而“反智”则源于全面整肃知识人。

正是圣上开创了全面整肃知识人，这不就是“第一秘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