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差辩护术
在受到批评时，为自己辩护当然无可非议，但辩护的方法却有高下之分。最好的辩护术，让最不怀好意的批评者也难以拒绝，或者不便紧追不放；而最差的辩护术则恰恰相反，让最抱善意的批评者也难以苟同，或者不便默认。既然效果如此之坏，却仍然有人偏要选择最差辩护术，仅仅是当事人偏离理性，甚至愚昧无知、冥顽不灵吗？实际上，更可能是精明之至的利益选择！
需要辩护？
任何国家都难免政策失误、施政失误，在这种情况下，为施政者辩护是很正常的事情，不一定关涉国家制度或者意识形态。
如果一个国家的根本政策方针受到批评呢？是否需要辩护，就强烈地依赖于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不难注意到，在这一类的批评面前，欧美民主国家很少替自己辩护，即使对手的批评到了恶毒谩骂的地步也罢。这种似乎永恒的超级自信，就如同在昆仑山上默默地修炼了三千年！对此，任何辩护都成为不必要，不过是徒费口舌而已。
具体说来，又可区分为两种不同情况。像瑞士、芬兰这类国家，其国家形象已经好到这样的地步，你到哪里去找批评者？至于美国，在许多人看来，尤其是在中俄等国人眼中，简直就是长满麻子的丑类！对美国的批评者——包括来自欧美的批评者——之多，可以说“批评者的口水都足以淹没美国”。但人家就是我行我素，几乎从不为自己辩护。这样一来，岂不更成了全世界反美人士的出气筒，究竟何苦呢？除了许多其他理由之外，最主要的理由很可能是：老美就是牛仔派头，他身强体壮，根本不在乎他人评头品足！对于外界批评干脆充耳不闻，或许至少耳不听心不烦吧。
在面对批评是否辩护这一点上，我们恰恰处于另一个极端：事无巨细，只要出现批评或者议论，听起来稍不悦耳，都要挺身而出，愤然替自己辩护，甚至反唇相讥，痛骂批评者，仿佛国家存亡就系此一举！这就不免引来激烈的口水仗，让旁观者看个痛快！
面对此情此景，寻常的观察者或许会发出感慨：大可不必如此激烈反应，实在欠缺气度啊。更深刻的观察者则知道，事情并不这样简单，这涉及多方面的考虑。因为此事颇有意义，亦不无趣味，下面不妨略加分析。
首先，拒绝批评可是我们的国粹！别忘了，这里毕竟曾经是天朝啊！你是否看到过，天朝什么时候乐意接受批评、真正“闻过则喜”？岂止是没有接受批评的习惯，实际上在很长时间内根本就听不到任何批评——闭关锁国时代，你到哪里听批评去？况且，听赞歌都忙不过来呢，哪还有听批评的雅量！
其次得承认——这与上一条理由联系在一起——在批评面前我们的承受力很低，似乎天生缺少免疫力，如果不回应或者击退批评，确实后果严重，并非是危言耸听。试想，如果皇帝老爷被什么鸟人毫无顾忌地数落一番，天朝岂不尽失颜面？即使至尊本人不在意，底下臣子也早已哭倒一大片了。至于今天，固然已不是忠臣义士为朝廷挨批评而痛哭的时代，但倘若不迎头痛击批评，乃至宇内议论纷纷，岂不动摇国本！稳定压倒一切啊。
还有一条理由更具根本性，它源于意识形态：钦定的官方教条一直被认为是世间唯一的宇宙真理！对它的批评岂不必定来自异端？异端永远该受排斥！这种看法是否属于某个精神领袖——例如马克思或者某个“重要思想创立者”——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一种坚如磐石的强势逻辑：权力尊奉的理论终将成为宗教教条，而宗教教条是不能批评的！在历史上，梵蒂冈就曾郑重其事地通过了“教皇无谬说”之教义。当然，这样的时代早已过去；但“根本信仰拒绝批评”这一古老传统，却至今完整地保留着，在一个东方古国尤其如此。
最佳辩护术
上述种种不过说明了：在我们这里，为应对批评而辩护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这就提出了选择辩护术的问题，这当然有多不胜数的谋臣策士管着，并不要我辈小民操心。
颇为怪异的是，那样多才高八斗的谋士，却至今没有找到有效的辩护术。既然如此，不妨在此提出一种辩护术，并非要作为“顶层设计”献策于上，不过是聊作一项纯粹的民间研究而已。因为它能理清思路、明晰问题之症结，或许能引起深思之士的雅兴。
如本文一开头就提到的，好的辩护术应当做到：即使最不怀好意的批评者也难以拒绝。提出如此高的要求，设计最佳辩护术就难了，我肯定不能提出一个无懈可击的完全方案。但提出若干要点并给出一个轮廓，却不困难。所根据的不是任何经典——能到哪里去找这样的经典呢？——仅仅是根据对历史与现实经验的某些观察，许多有识之士，早就做过这一类的观察了。
最佳辩护术至少得遵守如下原则：
绝对放弃“主义无谬说”——今天，就是“神圣的”基督教都不坚持“教义无谬说”了，还有谁的信仰比基督教信仰更坚定更长久呢？当然，说“自己的根本信仰并非无懈可击”，肯定是天底下最难的事情；但至少不妨回避这种问题。其实，当今之世，根本就没有人关注你信仰什么主义，人家哪有这种兴趣？在外交言辞中加入意识形态说教，不仅好笑，而且毫无意义。每当听到中国外交官在洋人面前侃侃而谈“某某某思想”、“三个代表”等等时，智者都不免脸红：我们的外交官无知至此，将如何面对不乏智慧的列祖列宗？
辩护针对批评所指——人家攻击你抢劫，而你却使劲去证明自己没强奸，人们就不明白你的逻辑了。许多中国官员恰恰犯这种毛病。在辩论“偷窃技术”问题时，你大谈中国如何“鼓励发明”，仿佛人家在批评你轻视发明，岂不可笑？在为中国人权辩护时，中国官员最爱说的是：中国如何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仿佛被批评的不是中国而是印度！总之，辩护应当针对批评所指，否则岂不是无的放矢！
留有余地——在人权人士的批评面前，连美老大也不是强调自己无懈可击。如果中国官员承认在人权上有可改进之处，既无根本损失，也能大大改善沟通气氛。但中国官员永远是死扛着，甚至坚称中国人权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就只能留下死结了。
不为个人行为辩护——如果某个中国人在境外言行不当，受到外媒批评，立即就有中国官员出来为之辩护，进而指责人家“反华”！这是极端愚蠢的。中国每年都有数百万公民去世界各地，谁能担保其中每个人都行为得当？即使有人犯事，甚至杀了人，也不致损了中国之清誉。一概指责批评者“反华”，就十分无理了。
尊重专业与专家——如果某个境外专家就环境、疫情、技术、艺术、体育、评奖等等专业性问题发表过什么看法，只要有点不悦耳，立即就有无数战狼倾巢而出，奋起谴责别人“反华”！这样做的唯一后果是：从此全世界都认定，你就是“谁都不能碰”的“战狼国”！其实倒不如完全就事论事，只讲专业而不及其他。只有这样，才能给世界留下“文明民族”的形象。
最差辩护术
至于“最差辩护术”则恰恰相反：哪壶不开提哪壶，在每件事上都作与上面所述相反的选择。这种辩护术表现在诸多方面，下面仅举若干常见者。
使用专属自己的语言——难道是对洋人专用中文吗？这倒没有什么不可以，翻译一下不就得了。如果不用中文，岂不待学好外文再来应对外界？我指的是用那种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八股老调。那种东西，别说洋人，就是开放的中国人也受不了，十分倒胃口。这一点倒是启示出一个绝招：如果你想要一口气整倒对话者，使之望风而逃，最好的办法就是将王沪宁手下的人叫去打头阵，一上场就是一个小时的文宣八股语言的狂轰滥炸，致使对手一个个呕吐晕倒！这样一来，口水战就不战而胜了。
用狠话先声夺人——局外人多半有一种误解，总以为口水战的健将都是理论家培养出来的。非也！培养他们的教练恰恰在街坊闾巷，那种地方骂街的泼妇就擅长骂战，其全套本领正好被今天的战狼学来了。战狼用的狠话也没有什么特别，都是用了几十年的陈货：“老实告诉你们，中国人民是吓不倒的”、“不吃你们那一套”、“人民是不会答应的”、“你们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洋人在中国人民面前称霸的时代永远过去了”！如此这般的狂轰滥炸，对手还有不败阵的？有人认为，正是这种超级骂技，让孔夫子的传人斯文扫地！我不完全这样看。或许，这还是一个较小的危害；更大的危害恐怕是，让下一代沾染一种恶习：似乎最有力量的文字恰恰来自今日战狼！今天中小学生的作文都在模仿那种战狼风格，岂不令天下有识之士暗暗叫苦！
一概不认账——对于任何批评，最省事的办法是一句话顶回去：那完全是反华势力的无耻捏造！平心而论，这种方法也不是中国人的发明，其发明权至少可以追溯到美国中情局：对于外界的指责，中情局一概否认。不过，这并不是中情局的特权，全世界的情报机构无不如此！我不知道人们是否认了这条规矩：情报机构不必说真话。你既然不是情报局，这种理由就用不上了，倒不如用稍稍能服人的辩护术。承认某些绝难否认的事情其实无妨，反而更主动；断然否认就再没退路了。例如，人家批评你警察执法粗暴，承认应对个案进行调查，秉公处理，何害之有？矢口咬定批评者造谣，就毫无回转余地了。
以牙还牙——如果是骂街，那没有什么好说的：骂你犯规，就回骂对手曾经犯规；骂你打人，就回骂对手曾经打人……。骂街本来就登不了大雅之堂，不必以文明规则去衡量。在国际论坛上也用这套方法，就不免格调低下。例如，人家批评你歧视某某民族——我相信并无此事——合理的辩护是就事论事，用事实说明所说不实。但若不屑于花功夫去澄清事实，只是一味反唇相讥：你们在两百年前就在奴役黑人了！看起来理直气壮，实际上是一种最犯忌的辩护术：指责别人曾犯过什么，根本说明不了你今天可以犯什么！这样做的唯一效果是：你等于在事实上承认了别人的指责属实，只不过是别人也犯过罢了。彻底抛弃这种站不住的逻辑，其实只需要很少一点智慧就够了。
利益在焉
每当战狼们在各种讲台上振振有词，为保国家颜面——实际上是保上司颜面——大唱高调时，我经常为自己同胞的无知而羞愧得无地自容，乃至宁肯掩耳不听。
让人不解的是，战狼们大都受过很高教育，怎么就不能理解最浅显的道理呢？即使不能用最佳辩护术，至少应当避用最差辩护术吧。
如果细想一下，就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一个智慧问题，而是一个利益问题。
在阿拉斯加很亮了一把的那两位，无疑是外交界的干才，绝不会是低能之辈。他们不可能不清楚，在阿拉斯加的表现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将意味着什么，他们的子孙将会如何评价这种“盖世功绩”。尤其是那位主任，他颇有温和理性的形象、稳健外交官的名声，在外交场上的记录并不很差。但在阿拉斯加给人的印象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仿佛是他人的灵魂附体了。他想必会有机会向亲朋故旧大诉苦衷，只是局外人听不到罢了。
历史将这样描述2020年代的中国：
担任公职者竟然不能自己做自己！
试想，众人上面赫然坐着一位至尊，他立意要慑服天下，手下人只能以他的脾性、风格、语言去对付外夷，你能怎么办？除了做战狼之外，别无选择！
今天人们爱说120年前如何，那多半是事实，民族的不幸铸造了我们的历史。然而，大多数人都忽略了一件事：即使在中华民族最困难的时候，至少那些最杰出的外交官都保持了自己的人格与尊严，既得到国人的肯定，也得到外人的敬重。例如，顾维钧就是如此。此辈的尊严何在？最主要的就是那种独立人格，与这种人格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今天已无踪影的自由裁量权。战狼们有自由裁量权吗？
今天谈什么自由裁量权！任何人都知道，代价将是职位、前途甚至人身自由！
在这种巨大的、生命所系的利益面前，能不做战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