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堵在哪里
多时以来，我就不再有与那些思想强者沟通的信心，因为他们据以滔滔雄辩的逻辑，是人们既不能理清、也无法认同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甘拜下风，让人家将你当做无能应对的白痴好了。但仔细思量之后，还是觉得这种消极态度毕竟亏欠了大众，没有为大众弄清问题多少尽一点义务。现在，我就是试图要说明，那些自负、固执的思想强者，之所以误入歧途的思维谬误，究竟出自哪儿；形象点说就是“神经堵在哪”。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回答，那就是逻辑乖谬；正是逻辑乖谬堵塞了人们的神经！牵涉到逻辑，不免让人担心得费神引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高人，带出一大堆枯燥的逻辑词汇。让国人自豪得不能自已的“五千年文明”，恰恰有一个没有丝毫自豪感可言的短板，这就是逻辑规范。我不妨首先声明：此处绝不使用学究气的逻辑学词汇。但我却不能避免实质性地运用合符逻辑的思维模式；否则，本文就无需动笔了。
真与理
我在观察思想强者妙不可言的论辩风格时，发现他们有一种过人的本领：将一系列概念搅混，让人坠入五里雾中、不知就里，然后站在高处，笑嘻嘻地看着你发窘！
首先遇到的“一对”，是事实的真伪与道理上的是非，简单地说就是真与理。你如果不假思索，或许真会被蒙住：真伪与是非差不多吧，至少也不能严格划分。那么，我现在就要告诉你：你的中学教师教给你的东西还差了点。真伪与是非是两类完全不同的问题！恰恰是对此的混淆，造成了国人思想上的许多迷误。
试看如下有趣对话：
甲：是他造假了吗？
乙：造假可耻，他不应当如此吧。
甲：我是问他确实造假了吗？
乙：造假肯定是不应当的！
这两人当然没法继续说下去。甲关心的是事实的真伪：造假还是没有造假；乙却反复强调道理上的是非：造假对还是不对。这样怎么能谈到一块去呢？
不妨用稍稍学术性的语言归纳一下。真伪问题与是非问题涉及两类性质不同的判断；前者属于事实判断，回答“是与不是”的问题，任何客观理性、尊重事实的人都值得信赖；后者属于价值判断，回答“对与不对”的问题，并不能完全决定于事实，还依赖于答问者的是非标准，即价值观。倘价值观被扭曲，怎么给他解释事实都没用。
在国际舞台上，刁钻的记者喜欢提出尖锐的问题：你们是否干了某事？而技高一筹的新闻发言人则长于兜圈子：我们历来主张……，一贯尊重……，就是回避记者的问题：是还是不是？只要遇到这种情况，你就明白其中的把戏了。
让一些人的神经被堵的，不过是“真伪”与“是非”的混淆而已。
应然与实然
你多半不太喜欢有点文绉绉的这两个词，可改用更直白的说法：应当如何与实际上如何。容易看出，这仍然是前一段已经分析了的问题。即使读书不多的人都知道：应当如何与实际上如何，是不同的两码事啊，怎么能混为一谈呢？但在现实中，作这种混淆的绝不在少数，其中许多都是衣冠楚楚之士，甚至不乏大知识分子！至于这些人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鲁迅说过一句很尖刻的话：我从来都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这意味着，对中国人的人性，鲁迅持很悲观的估计。尽管有不可胜数的事实支持鲁迅的观点，但我宁可稍稍迁就国人，持一种不同于鲁迅的看法，即对人心作更乐观的期待。似乎没有理由相信，人们会有意混淆应然与实然，多半是不经意地将两者弄混了。
我这一看法似乎有很强的现实与历史的理由。如果官方宣传反复强调某种主张达数十年之久，人们就不太可能相信，事实居然会不是这样。例如，“人民政府为人民”这一口号，至少已经喊了70年；在真诚质朴的人民——你不认为人民当如此吗——看来，70年前的理想早已成为现实，如果谁说事实上并非如此，那是很难想象的。只是这样一来，原来仅仅是“应然”的事情，就被当成“实然”之事了。直到有人发现：凡挂“为人民服务”匾牌之处，必不为人民办事！
可见，应然与实然的混淆，经常在不经意之中。但恰恰是这种不经意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因为它更可能在天真、善良的人们中漫延，堵住这些人的神经，以致成为一种难以察觉的社会病。
此与彼
今天，“赞颂文革”又变得时髦起来。文革的最大贡献是什么？在我看来或许是：它以最醒目的方式启示人们，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莫过于“权”了！人们多半不会忘记，在文革中有人像唱歌一般不断念叨着：有权的幸福，无权的痛苦……。只是，文革年代的人竟然忽略了：这里的权究竟指权力还是权利？此权非彼权啊。
权力与权利，当然是绝对不能混为一谈的一对。但文革时代的人不能作这种区分，倒是情有可原：那时的人哪里听说过什么权利？人们所知道的权，几乎无例外地仅仅权力而已！
权力与权利毕竟有一字之差，稍细心的人总会看出两者不同。至于一字不差的两个不同概念，混淆不清看来就更加情有可原了。一个在当今世界惹了很多麻烦的例子，是鼎鼎大名的人权概念。别看人权二字谁都认识，词义似乎也不深奥，但引起的争执之大、分歧之深，恐怕不再有另一个例子足以相比了。
西方人所理解的人权，主要属于个人，指个人的人身安全、言论自由、人格尊严、司法保障、财产保护等等基本权利；中国人所称的人权，正如中国外交官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反复宣称的，是指发展权。发展权当然是好东西！是足可以打动人心的东西，谁能不想发展、繁荣、富裕呢？但认领发展权者，恐怕多半是社会而非个人，这就不知道该如何与“言论自由”这样的人权相提并论了。况且，如果发展权最重要，那么GDP就是衡量人权的主要尺度了！无怪乎，战狼们毫不犹豫地自夸有最好的人权！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权。如果各持其一，那么就根本无从同堂共议。这里的“此权非彼权”，就更让人无可奈何了。
最近的新闻是：有人宣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我不知道该如何去解释“此民主非彼民主”；只想说，那些干脆明说“不要民主邪说”的人可爱得多！
谈到“此与彼”，还有更奇葩的例子。堂堂一大学教授最近竟然宣称：他发现英语起源于中国的英山（据说湖南、湖北境内都有英山），这就意味着，他已经铁定认为“此英即彼英”了。
我禁不住高呼：中国教授实在太伟大了！
当然，教授也是神经被堵了，堵塞神经的就是“此与彼”的混淆！
今与昔
打通古今界限，从来都非易事。今天，如果某个艺术家成功地塑造了某个古代人物，我都认为是了不起的成就。相距几千年的人，心难以相通啊，一个地道的现代人要演好一个古人，该有多难！你怎么能够肯定，古人真如你想象的那样行事呢？你怎么能肯定不会误判、误读古人呢？因此，听到“马克思加秦始皇”一说之后，我不禁大喜过望：终于打通古今了。
打通古今的最大难处是古今不同语！首先是书面语言，古今差距有多大就不必说了。至于口头语言，则更不知从何谈起。但人毕竟是最富有想象力的动物，怎么就不能想象，对于用相同或相近的文字表达的概念，古今看法大致相同呢？只要能接受这一假设，那么打通古今就不再是一个问题。
今天朝野呼声最高的治国理念，莫过于“法”了。法不是什么舶来品，中国先人不仅发明了“法律”，而且在秦代将“法治”抬升到了至上的高度，而这与当代人的主张正好合拍。文革年代的人，当然不会有现代意义的法治观念，也不会有什么法治理想。但毕竟抓住了法与法家，很喧嚣了一阵子。后来人们知道，尊法批儒的真正用意是“批周公”，哪是什么弘扬法治！
看来，打通“古今之法”的努力并不成功。让许多人陷入误区的，就是“今与昔”的混淆，正是这种混淆堵住了这些人的神经！
事与心
关于“动机与效果”，大人物有一些备受推崇的经典说法，如“我们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如果效果总是不好，怎么能证明你动机好呢”……。这些话语，深刻则深刻矣，但人们仍然不得要领，不知如何应用。看来，动机与效果又是纠缠不清的一对，无论你如何翻来覆去，都说不清楚。“效果”多半是一种看得见的东西，它决定于事实；而“动机”则藏于心中，颇难揣测。这样一来，效果与动机的缠斗，就归结为“事与心”的冲突。
我总觉得西方人比我们要懒惰得多，凡是我们倍加努力的事情，他们几乎总是毫不介意，要么不置一词，要么轻描淡写。对于动机与效果这种头等重要的问题，我们所熟悉的那些说法，在西方文献中就很难找到。西方人似乎有完全不同的思路，他们对于空洞的玄谈不感兴趣，更看重可操作的处置方法。例如在西方法典中，对于当事人的动机及应承担的责任，都有细致、准确的界定。凡属不能清晰表述的情况，则干脆置而不论。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人经常避谈“动机”。
我无意照搬西方人的说辞。但也不能不有所启示：我们或许太在意“事与心”的兼顾了。本来就难以相处的一对，还不如依情况分开为好。只要行得通，就只谈事而“弃心不顾”，或者，只谈心而“弃事不顾”。你会说“这很偏颇啊”，但总比“左右为难”要强。况且，天底下哪来完全不偏颇的事呢？
有时“偏颇”一点，被堵塞的神经就通了。你信吗？
资与能
说到人事领域，西方人就只有退避三舍了，那绝对是中国人的强项。自三代及孔夫子时代以来，留下古代经典无数，其中主题岂不都是人、人心、人事……，离开这些，古人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无论古今，中国官场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机器，所涉人之多、事之繁，都举世无匹！《二十四史》中官场故事的主调，无非是官员的升黜，所依据者，至少在门面上，就是官员的两个指标：资与能。
足足被锤炼了两千年的官场要件，如果还有人不能心领神会，各得其用，那就怎么都说不过去了。然而，今日之官场恰恰不清楚：是靠什么在评价、选调官员。是靠“资”吗？但官场的选人标准，从来都是德、才二字，“德才兼备”甚至成了朗朗上口的流行标准，哪有“资”的位置？
在毛时代，发明了极具创意的所谓“红专”，用以替代“德才”二字。风行30年之后，被静悄悄地冷藏了，似乎以备后用。官场看重“能”吗？就所有官员都切切于文凭这件事看来，对“能”之看重已经无以复加；而就让白痴身居高位看来，对“能”的轻视就再无疑问了。但这些都只等闲，真正奇葩的事情是资与能的奇异换位。
资就是能——当今社会的牛人是谁？就是小孩都知道，当然是领导！倘非如此，领导就不致在任何场合都扮演第一号能人的角色，永远有能力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发表重要文章、作重要部署……。没有任何人敢问：几乎无所不能的“能”来自哪里。实际上，大家都本能地知道，这来自官场逻辑，官场逻辑意味着领导必定具有所有这些“能”；否则，官场功夫的数十年锤炼岂不白费了？官员的那张履历表可是无价啊，其中的每一行都是官场功夫的积累；这种日积月累造成了雄厚的“资”，而“能”便在其中了。这样一种“资就是能”的逻辑，只有那些官场之外的白痴才看不明白！
能就是资——就是官场的“能”，也只能依据官场逻辑：无论你的能力如何，只要有机会跃升“龙门”——要人提携、天降好运、巨资购来、祖上阴德等等——就自然成了官场牛人，还能没有一个牛人必具的那些能？一旦有了这种“能”，造出与其身份相当的“资”就再无困难：你的履历表会奇迹般地“长”起来，其中的每一行都是你的光辉事迹；你经历过的每个地方都将成为被膜拜的圣地……。这不是“能变成资”的活生生的故事吗？现在你该明白，为什么“能就是资”了。
这种“资与能”的戏法，你会觉得不可思议、迷惑莫解吗？但世上总有明白人，他们知道什么在支撑戏法，那就是权力！一旦离开权力，资与能都一概免谈！疏于此道的人，自然就神经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