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散化之功

使许多国人最激动不已的事情，莫过于“倾举国之力办大事”。此中的逻辑自然是：效率来自集中；由此引申出震天的口号：
集中，集中！集中！！
包括集中人力、物力、智力，而最终压倒一切的是集中权力！在欢呼集中的一片赞歌中，如果冒出鼓吹分散的声音，那一定会遭到朝野的一致谴责。而分散的极致——分散化，就更罪不容赦了，哪里还谈得上“分散化之功”！然而，本文的论旨却偏偏是分散化之功！可能不胜困惑的你，或许会生出几分好奇心吧。

小岗村的故事

今天还记得小岗村的人恐怕不多了。如果在40年前，小岗村可是闻名全国的地方。其所以如此，也不是因为这个地方有什么惊天胜景；仅仅是因为，这个穷乡村的农民实在穷得忍无可忍了，萌生出换一种活法的念头，竟然牵动了一场震惊全国的乡村革命！
小岗村位于皖北的黄河故道上，临近朱元璋的故乡凤阳。凤阳并没有因为朱元璋的发迹而变成富贵之乡，近几百年来都是闻名海内的贫穷之地，“凤阳”甚至成了贫困的代名词。正是这种地方，成了当代大人物抒发想象力的理想之地，他要在这种土地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意味着移植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一种农业制度——集体化的公社制度。“最贫穷的土地”与“最先进的制度”，如此两极相合，正是大人物伟大构想中改天换地的理想场所。
这种富于幻想——更中听的说法是富于创意——的农村试验，在1958年的仅仅几个月之内，即风靡全国农村。不幸！这一伟大试验并未结出硕果，而孕育了真正的苦难之花！其后三年，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国性大饥荒，数千万人沦为饿殍。这种大饥荒，与1930年代的俄罗斯大饥荒、乌克兰大饥荒等等，服从同样的逻辑：草率的集体化必然导致大饥荒！大人物应当有机会读到苏俄的历史，只是这种“历史之鉴”却被不幸地忽略了。
小岗村的18户农民，作为大饥荒的幸存者，在高度贫困中苦熬了接近20年，到临近1980年时，仍然朝不保夕，几乎近于绝望。从来都逆来顺受的这些农民，这一次表现出少有的大胆：18户农民秘密画押结盟，承包了生产队的土地，在公社制的掩盖下，开始了他们的个体经营。仅仅一年时间，就解决了他们的“肚皮”问题，从此走出饥饿！
小岗村人实际上只是干了一件很平凡的事：自作主张地收回从他们手中夺去的那份土地，从而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一古老理想。今天看来十分平凡的事，在那个年代却近乎冒“谋反”的风险！18户农民的盟约中，甚至写进了这样的条款：如果其中某人因此而坐牢或者杀头，同约人将负担其家人的生活。他们比较幸运，没有重蹈此前做了同样事情的农民的覆辙，在万里、赵紫阳的保护下获得了耕种各自土地的权利。他们在无意中创造了中国乡土上的最大奇迹；为了纪念这一成功，今天的小岗村还留下了若干纪念物。

看不见的手

我不知道，小岗村的那18位农民今天如何；即使仍然健在，肯定也垂垂老矣。不要以为，他们后来得到的只是赞誉，其实也没少受指责。其中的两类指责是：其一，公社的坚定拥护者指责他们是摧毁公社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指责似乎并不冤枉，但即便如此，农民们也是完全无心的。其二，理想主义者指责他们“功不当奖”，承包土地至多是一种权宜之计，农业的最终出路在于大规模经营，而这不是个体承包能做到的。但当年的当务之急是不饿肚子啊！
最后一种批评声音至今不绝，批评者多半是从来不知田地为何物的城市知识分子，他们是读官方的政治经济学教材长大的，只是牢牢地记住了：“个体经营没有效率”。他们并不知道一个更真实的结论：集体农业更没效率！后者被全世界的经验所证明，我不知道以色列是否能算一个例外。今天的现实是：几乎所有成功的农业都是个体经营，包括让全世界赞叹不已的美国大农场。当然，现代农业的个体经营，与小岗村农民的个体承包，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现代农业是高度发达的专业化协作的产物。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小岗村的农民在无意中开启了一场革命：
以“分散化农业”取代“集中化农业”的革命。
分散化农业有两种优势：在较低层次的意义上，分散化让农民有更高的劳动热情，这是所有到过农村的知青都深有体会的。在更高层次的意义上，农业的分散化决策能更有效地配置资源，实现更合理的分工，让农业过渡到专业化协作的现代经营模式。今天全世界的经验都证明了：
农业集体化导向大饥荒；农业分散化导向现代化经营！
受分散化之惠者，当然并非仅农业而已，实际上包括经济的所有行业。这样，当代经济的格言，就是分散化而非集中化！至少在人类社会的可见的未来，繁荣的唯一希望在于分散化经济！
在20世纪，全世界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在干一件事：在理论上证明分散化经济能实现最高的效率。这一证明大体上是成功的，但在如何给大众解释这种经济理论时却颇费思量。实际上，借助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这一经典表达，可以得到最好的说明：分散化经济依赖于个体决策，决策者并不能完全意识到其决策的综合效果，也就是看不到体现综合效果的那只手。但恰恰是每个人追求最大利益的分散决策，导致了总体效率的最大化。这就相当于，恰恰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在指引一个最有效的经济！

分散化决策

如果说，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开启了让“看不见的手”主宰经济的革命，那么，这场革命的继续进军，就在于“看不见的手”向其他领域挺进。下一个目标是政治领域：“看不见的手”能够主宰政治吗？初看起来，似乎难以置信：最需要激情、最需要打动公众的那只手，能够是一只无意识的“看不见的手”吗？将这样的手换成某个位高权重的大人物的手，岂不更有效吗？
被现代政治进程反复证明的事实，恰恰不是这样：分散化政治才是唯一有效的政治！那么，什么是“分散化政治”呢？原来，它就是民主政治！
简单地说，现代民主政治就是选举政治。既然具有决策责任的人来自大众的投票，那么大众就借当选者之手参与了决策；这不是分散化决策又是什么呢？
此刻，另有高见的人一定会挺身而出，反驳上述说法：即使不用民主，也可以实现分散化决策啊。我们的领导是历史选择的，也是人民选择的，他们完全有权利代表历史与人民；他们的决策自然也就是人民的决策！
后一种决策是否代表了人民的决策，作为人民一份子的你，感觉如何呢？我相信你心中了然，只是不便说罢了。

乌克兰的故事

在社会生活领域，我们考虑了分散化经济、分散化政治。由此推而广之，容易想到分散化教育、分散化体育、分散化艺术、分散化宗教、分散化慈善、分散化医疗……。至于这一类的分散化是否确实具有优势，当然得就每一具体情况加以考察，并不能一概而论。
但如果一时兴起，继续猛推以上的“分散化”思路，说到“分散化军事”，那么，即使最激进的人也可能不以为然——军事分散化恐怕不行吧？从常识看来，似乎唯独军事领域非集中不可！
但经历了刚刚发生的俄乌战争之后，我的看法改变了。许多人认为，乌克兰的胜利实际上是西方先进技术的胜利。这当然不错，但并非完全如此。我要说，乌克兰的胜利也是“分散化军事战略”的胜利！
乌克兰所使用的“分散化军事战略”，简单说来就是：将参战的军事力量划分为若干规模不大的单元，每个单元配给一定战争资源，让其各自独立地使用其资源（包括随时供应的情报资源）、独立选择其攻击目标、独立地作出战术决策、独立达成其战术目标。
这种“分散化战略”不是乌克兰人的独创，而是美国的军事战略研究部门的研究成果，在十余年前开始小规模地试用。还在乌克兰战争之前，乌克兰就派遣一些军官去接受新战略的培训。这些军官返国后恰逢俄乌战争爆发，于是正好将新战略用上。
这些受过专门训练、精通现代技术、配备全套先进美式装备、骁勇无比的乌克兰人，带领不超过一个营的小股部队，在他们熟悉的乌克兰土地上快速行动，依据无人机甚至美军直接传递的高质量情报，机动灵活地选择打击对象，然后各自为战地实现战术目标。在无人机的全空域监控下，整个战争过程、战术效果、双方战损情况等等，都汇集到某个信息中心，因而使乌克兰参谋本部对战争进程了如指掌，能够随时调整战争资源的配置、调整对野战部队的指令。
所有这一切都在网络的高节奏、高精度协调下进行，俄罗斯军队所看到的，就如同他们在电脑游戏中所看到的，那种神话般机动灵活的力量，还能不傻了眼！曾经让全世界闻风丧胆的、世界第二大军事力量，就这样被他们原来不屑一顾的乌克兰军队击败了。
这种现代战争史上的奇迹，不仅让普京大惊失色，而且也让西方各国及全世界媒体惊诧莫名；所有这些人一时都不能完全了解，俄罗斯人究竟是被什么神秘力量所击败！如果此时有人说：击败强悍俄罗斯人的，不过是一小股一小股的乌克兰武装，人们能置信吗？

分散化浪潮

今天的分散化已经到头了吗？分散化是否已经成了老故事，今天时兴的是讲述“集中化”这种新故事了吗？
我没有什么理由能够排除后一种可能性，但至少目下看不出这一势头。我所看到的，仍然是到处在赶分散化的时髦。分散化的现象早已不是涓涓细流，而是汹涌澎湃的大潮。21世纪的世界舞台上，吸引大众目光的仍然是分散化浪潮。
别看今天统治世界的经济大鳄都是超级大公司，是特斯拉、苹果、微软、三星……，这些超级恐龙已如此臃肿，不可能行动自如了。真正在世界各地攻城略地的，实际上是他们那数量庞大的子公司，甚至是众多依附于大公司的独狼，他们才是新世纪的真正主角，是不可胜数的新设计、新产品、新风格、新样式等等的真正源头。就在超级大公司之旁，散落着层出不穷的、自由自在的高科技产业个体户或者小公司，他们未必喜欢那些集合了千百英才的科技大厦，宁愿窝在自己那狭小的私人办公室中，这些人是新时代的科技流民，是厌倦任何强势掌控的自由人，他们唯一熟悉且认可的集体，就是互联网共同体，他们只愿意在网络上实现“自由人的联合”。
分散化让人们日益远离权力、回归个人、奔向自由。
远离权力——无论是政治权力、经济权力还是精神权力，都关联着某种程度的集中化，而分散化则每天都在肢解、浸蚀、削弱这些权力。小岗村的农民的第一关注当然是不饿饭；他们并不完全清楚，他们之所以长期食不果腹，正是政治权力剥夺土地所致，而承包土地这一冲天壮举，让他们得以温饱，在无意中也远离了政治权力。
当今世界的主要经济权力，来自超级大公司对于经济资源的无所不及的掌控与垄断，能够削减这一权力的力量，正是无数独立经营的子公司、小公司、乃至“办公室企业”。或许，你并不讨厌马斯克其人，但你多半不喜欢他所代表的那种大公司理念、意图、经营习惯。如果是这样，你不妨选择远离他，从而远离大公司的经济权力。你不妨检视一下，看看乔布斯、盖茨、马云、柳传志等等经济大鳄，当初曾经与之患难与共的那些合作者今何在？许多人之所以离之而去，未必都被某个更大的利益所吸引，多半是远离一种令人不舒服的经济权力而已；独立性往往比经济实惠更有吸引力！
知识精英普遍以其某种程度上的独立性为傲。这种独立性来之不易，他们不能不屈从于种种不可摆脱的精神权力：行业统制、学术权威、家长式学术控制……。知识精英来自这些方面的烦恼，通常远远超过来自政治、经济等因素所造成的不快。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精英会倾向于选择做学术界的独狼：脱离任何学术组织、宗派、山头、小圈子，宁可放弃所有可能的好处，只图自由自在，不受拘束。
回归个人——乍一看来，什么时候失去“个人”了？实际上，大家都失去个人久矣！不妨扪心自问：你还保留多少个人选择、个人爱好、个人风格？从什么时候起失去了这些？只要你不得不依附于某个集中权力、集中实体、集中信仰，你就不可能无所顾忌地倾注个人。陶渊明能够无拘无束地回归他的田园吗？除非他敢下决心挂冠而去，摆脱政治权力的约束。你会因为厌倦公司的种种烦恼，还在盛年就辞职归家、颐养天年吗？除非你家私雄厚，不在乎那点年薪，宁可尽早摆脱经济权力，回归自己的安乐窝。作为社会的人，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归属于某个“圈子”，总会将自己的某些东西留在圈子中；要完全回到个人，谈何容易！
奔向自由——马克思的最高社会理想是什么？是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吗？那就太将中国人的理想强加于马克思了。马克思的理想中，甚至不会出现“国家”二字！我敢说，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马克思最理想的人类社会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样一个社会中，不会有阶级斗争，更不会有无产阶级专政，甚至也没有政府，没有上下级，也就没有“听什么人的话”……。可见，马克思理想中的自由，用中国理论家的话来说，就是“自由化”！任何集中化的方法，只可能愈来愈远离马克思的理想。如果要奔向马克思所称的那种自由，除了“分散化”方法之外，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