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就是退步

如果你听到有人说：“改革就是退步！”必定大不以为然，改革是进步嘛，怎么是退步呢？这不是反改革者的污蔑吗？但你估计错了，说改革是退步的，恰恰是一个改革者，而且是当代中国最杰出的改革者——胡耀邦。这是胡耀邦的一个误判吗？

退到1949

我们首先只关注事实，即改革是否是退步；至于退步好不好，那是下一个问题。

改革初期，一句流传颇广的顺口溜是：辛辛苦苦干30年，一觉退到解放前。发明这句话的人或许心有不平，且不管他；就事论事，此话倒不全错。

1978年，安徽凤阳18个农民秘密策划了一场包产到户的地下实验，后来得到当时主政安徽的万里的默许与支持——万里因此而得到“要吃米找万里”的美誉——，进而在改革派元老的支持下，扩展成为一个遍及全国的农业改革运动，其结果是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恢复了集体化之前的个体耕作制度，从而使数亿人免于饥饿。

1979年，全部“五类分子”（即地富反坏右）摘去帽子，成为合法公民。这意味着，不仅1957年毛以史无前例的首创精神制造的55万阶级敌人化为乌有，而且传统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也回复到1949年时的自由身份，这就使一种堪与印度种性制度比肩的身份隔离制度寿终正寝。再没有比这更令正统人士寝食难安的退步了。

1980年，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几乎在一夜之间返回城市，这是文革之后最得人心的德政之一。但在当时条件下，这一德政不能不付出沉重的代价，即不再能为所有城市青年提供就业保障，自谋职业开始受到鼓励，且逐步成为一种常态。突然大量增加的就业需求，几乎不可避免地推动了一项新的改革：开放个体户与私营工商业，这就立即使产业形态部分地回复到1949年的状态。

起初仅仅为满足就业需要而放开的私人工商业，其发展势头及其后果都远远超出了执政者的想象。不过十年时间，在全部产值中，私人工商业就占到了一半以上；中国经济起飞的真正秘密，其实就在于此。然而，这一事实却引出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既然中国经济的真正动力无非是私人经营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早就存在于1949年前的经济结构中，那么何必在1949年之后的发展中，无端插入30年的毫无结果的国有化实验呢？1956年完成私营工商业改造之际，庆祝胜利的锣鼓声震天动地，至今还萦绕耳边，人们会如何去看待1980年代的回潮呢？

个体承包制的农业改革与开放私人工商业的改革，无疑是最影响深远的改革。此外的改革成果，当然还可开出很长的清单，但已不必一一详述了。只是指出一点：大多数改革的目标，本质上并不超出1949年的已有社会构架。例如，1990年前后逐步推行的股份制改革，在当时似乎是颇令人瞩目的大胆实验；但实际上，这不过是战战兢兢地恢复人们在1949年之前早就熟悉的一项制度而已。

改革走到这个地步，任何思维正常且稍具常识的人，都不能不看出，改革是在退步了。更不必奇怪，像胡耀邦这样专注改革而又睿智的人，要说“改革就是退步”了。

退到1936

让历史的列车退到1949年，对于在前三十年那个染缸中生活过来的人，已够不可想象的了。难道还能后退吗？1936是个什么年份？那是抗战爆发的前一年，那时国共内战尚未平息，蒋介石正在去西安的路上，中国上空可是乌云翻滚啊。那样一个暗无天日的年代，还能有让人们回首顾盼的吸引力？此话总的说来没错。但以为1936年时的民国一无是处，没有任何值得回归、复兴与坚守的东西，那就真正是在妖魔化民国的氛围中浸泡太久，失去理性的判断力了。不妨看看，下面这些退步有无道理。

1949年之后的经济，完全不是那种在社会的土壤中自然地生长出来的经济，而是一种地道的“观念经济”，即执政者依据他们得自马列经典的观念，人为地构想出来的经济，其首要特点之一就是：它的构成极为简单，通常就是工业与农业两个部门而已。在大跃进的高潮时期，又依据领袖的创意，进而简化成两个更简单的部门：粮食部门与钢铁部门。因为据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

只有当这种经济思想彻底走到极端，让一个十亿人的市场甚至不能为人们提供头发夹子的时候，领袖们才会想起，正常人的生活需求远比经典著作的规定更丰富。1980年代的改革者，为使经济更适应社会的需要，并不要什么高超的设计，只需要某种敢于放手的胆略就够了。

于是，1949年后的人们完全不熟悉、不习惯的行业纷纷出现：博彩业、保险业、租赁业、证劵业、中介业……，它们并非创新，不过是民国人所熟知的那些行业的回归罢了。这不，改革的列车行驶到了通向1936年的路上，只是没有几个人明确意识到这一点罢了。

经济上的变化不能不启示人们，在文化及社会生活领域，亦有必要在某种程度上回归民国，只是不能不更谨慎些。自1980年代开始的出版业繁荣持续了整整30年，文化产品之丰富远非1960年代的人们所能想象。对此，文化官僚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不作为。注意，不是有为，而是不作为！官员们少管事，其结果必然是百花齐放；而在好管事官员的棍棒之下，必定是萧杀凋零。

对于今天的教育，1936年时的大学模式——蔡元培治下的北大是其样板——仍然还只是一种梦想。但教授——尤其是知名教授——总算已能挺身站立了。1957年之后一直成为禁忌的“教授治校”，没有人愿意重提；但毕竟不可否认，教授已是具有最大发言权的大学群体。

此外，在1936年时还有自由作者、个人画展、作品拍卖、独立剧团、私塾、职业侦探，也有选美、造星……。1980年代之后的改革者，当然不可能刻意去恢复这些东西，他们也未必熟悉这些旧玩意。与其说，是人们有意复制了这一切，还不如说，这一切在人们未经意时脱颖而出。改革造成了一种气氛，一种几乎是万物竞长的局面，这就失去了完全的控制，在倏忽之间，已经百废尽举了。而这样一来，在某种程度上1936又重回人间。

形退实进

既退至1949，又退至1936，还能说改革不是退步？

改革就是退步，并不意味着人们都认可这些退步。进退之间，常不免使人陷入迷思。涉及改革的争论，相当一部分就与此有关。

改革只是退步吗？当然未必。说“改革就是退步”，不过是极而言之罢了。毕竟有一些改革是真正的创建新制。例如，金融领域内的种种创新；实体产业中承接各种外包业务；互联网系统地用于经济活动与社会治理，等等。这些东西，多半是时髦的外来之物，无论是在1936年还是在1949年，都还未见踪影。没有这些真正的进步，我们也跨不进21世纪。

真正核心的问题是：实属退步的那些改革可取吗？这就要看，改革向之回归的那些东西，是否正是现代中国社会所需要的。

改革所回归的个体经营农业、私营工商业、股份制、物权保护、住房私有化……，都是当代世界的国际通例，世界各国的经验充分证明了它们的行之有效，眼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们是行将被淘汰的过时之物。恢复这一切，与其说是回归民国，还不如说是回归世界主流文明；没有这种回归，还谈什么现代化！

如果说，民国年间恰好具有这些东西，那正好说明，至少在制度设施方面，民国时代已具备了相当现代化的基础。而抛弃民国已有的这一切的“前三十年”，以乌托邦的妄想代替常识，那不是什么进步，实际上是向原始社会倒退，是真正的退步！扭转这种倒退的改革，才是真正的进步，尽管显得是退步，不过是“形退实进”而已。

“形退实进”，实际上广泛出现于人类历史的各个时代，并非反常的孤例。否则，历史上就不会有那许多激动人心的“光复”壮举了。

光复什么？当然是光复“旧物”。应被光复的旧物，一般是有存在价值的、暂时从历史中隐去的、广受怀念的可取之物。

光复这样的旧物，自然会被一些人讥为退步，但实际上是值得欢迎的历史进步。这就毫不足怪，改革者或者革命者并不忌讳于打出光复的旗帜。构成孙中山同盟会的三个主要革命团体之一，就叫光复会。毛泽东在1930年代也高调宣示了“光复旧物的决心”。叶利钦与普京复兴俄罗斯的重要举措，不就是大幅度恢复1917年之前的制度、宗教机构、文物习俗等旧物吗？如今的俄罗斯“杜马”，肇始于什么时代？那些曾经激烈反对这种“倒退”的人，今天又在盛赞“俄罗斯的崛起”了。

人类历史上，任何有生命力的制度设施都未必能一蹴而就，它们常常会在一显身手之后，又由于种种原因突然隐去。人们力图光复一种只是暂时隐退的好制度，不仅具有不可置疑的历史正当性，而且应当成为所有具有历史使命感的志士仁人的自觉使命。

在某些方面退回旧时代的改革值得赞颂吗？确实，如果你突然发现，那些最震撼人心的改革成就，不过是恢复被同一批人革除了的旧物；如果今天被当作伟大新生事物加以歌颂的改革创举，原不过是发掘于历史尘埃中的陈年旧迹，迄今矗立于你心中的那种神圣的改革形象，很可能会轰然倒塌。

确实，“后三十年”的改革并不神圣，改革者只是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否则，他们既愧对在贫困落后中翘首以待的人民，也愧对曾被他们贬得一钱不值的民国先贤。况且，如果不做这些，他们将何以安身立命？苏东之变，殷鉴不远啊！

但是，若考虑到仅仅30余年前北京还是全球反帝、反修、反资的中心；考虑到乌托邦原教旨主义的势力从未消失或明显削弱，改革者的生存环境一直险恶，如履薄冰；考虑到今日之政坛真正的话语权仍然操于乌有之乡及其同盟者之手，你不认为，即使带有恢复性质的种种改革，实属来之不易吗？你不觉得，仍然应将足够的敬意给予那些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改革者吗？如果说，他们做得并非那样绝然卓世，应当说主要是时代与国情所限；记住，这是在谈中国的改革！你何曾见过，在这块土地上有过引领全球而又顺利成功的改革？

改革已经退够了吗？一退再退，似乎已超出那些“鄙视过去，迷信将来”（张奚若语）者的承受极限。对这些人来说不幸的是，还没有退够呢。你不妨清点一下，1949年或1936年时，还有多少适合于现代社会的制度设施业已在中国落地生根，甚至开花结果，却在后来的社会震荡中悄然绝迹了。

今天，我们社会中看得到退休官员走上大学讲台、失去教授支持的校长自动辞职、民间出版社与报刊红红火火、批评当道的言论堂皇见世吗？在民国年代，那都是些司空见惯的平常事。

恰好是这类事情，是一个生气勃勃的现代社会所应有的，它们是社会的清洁剂与防腐剂，这不正是今天所需要的吗？为了拥有这些东西，我们的改革者能够或者愿意再退一步吗？不消说，这是极其艰难而沉重的退步；当然，实质上是更难得更振奋人心的进步；无论它们如何值得期待，但看来还远不是眼下可见的现实。那么，就只有耐心等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