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基因

鲁迅有说刻薄话的名声，他的文章中就有这样的细节：在某个新生儿诞生时，一个贺喜者竟然说，此儿总有一天将死去！谁也不能否认，此人只是实话实说罢了。实际上，不妨更“刻薄”点说：就在庆生宴上，新生儿的死亡过程就开始了；因为就在那一刻，潜伏在其体内的死亡基因即已开启，支配并蚕食着生命。死亡基因随时都在索人之命——这是科学掮客在危言耸听，还是宇宙间的铁律？真的，万事万物都携带着死亡基因吗？

生物学理由

谈死亡似乎不是什么好话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会说，这有什么不好谈的，尊重客观事实嘛。说的似乎也没错。但人毕竟是宇宙间的特殊存在——所谓万物之灵。人在潜意识中，相信灵魂是不死的；而不死的灵魂却接受不了肉体死亡这一事实，因此人们普遍忌谈死亡，自古至今莫不如此。

如果作为生物学话题谈死亡，应当就无碍了。人类之外的生物界似乎没有什么自我意识，不致太敏感。就是人类也不可能太敏感，如果太敏感，就进不了生物学，更别说当生物学家了。生物学家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与死亡打交道，其神经岂能不坚强！

我刚刚就读了一篇生物学文章，其中说到人体每分钟有多少万亿细胞死亡！濒死的细胞会有感觉吗？如果没有，那么比细胞还小得多的病毒，就更没有感觉了。但就是有人说：现在病毒越来越狡猾了，能够躲过人体中的抗体——今天的网络上，几乎每天都充满着这类胡说八道，人们还当作专家高论呢。

多细胞生物体不断有细胞死去，这倒是千真万确的。人体需要不断排出废物，废物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死去细胞的尸体。当然，就在死去细胞之旁，有多不胜数的新细胞生长出来；否则，生命就无法维持了。可见，生命过程就是“生生死死”，没有止息，直至生命的终结。颇为恐怖的是，死亡就始于生命诞生的那一刻；说“新生儿”边生长边死亡，一点也不夸张。曾经学医的鲁迅当然知道这一点；是否应当着新生儿父母之面说出来，当然是另一回事。

人体的死亡至少可区分为如下三个层次：在微观上，是细胞的死亡；在中观上，是器官或者组织的死亡；最后在宏观上，是整个生命体的死亡。

死亡之所以发生，其机制是什么？是否存在某个“死亡开关”？是什么机理触发死亡开关？启动死亡的信息存于何处？其中是否有所谓“死亡基因”？这些，都是很有趣的问题，但已经进入了专家的话题，非局外人所能深谈了。

作为专业知识有限的局外人，我还是凭自己的判断持有一种坚定信念：任何生命体都携带着死亡基因；正是这种基因，在控制着生命的死亡过程及生命的终结。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生死有命，是一点也不假的！但仅仅这一句话解释不了多少东西，因为在细节上死亡基因如何起作用，我们仍然一无所知！这种问题，已经进入“分子生物学”的层次，就完全交给饶毅、尹烨或方舟子们吧。

社会学理由

将社会视为某种有机体的观点，已经存在数百年了；尽管饱受批评，但如果仅仅作有限制的使用，或者仅仅在比拟的意义上使用，应当有益无害。既然将社会比拟于有机体，那么就不妨说到社会的细胞、组织、器官、死亡、基因等等。所有这些，今天都已成为社会学中的流行语言，甚至部分地扩展到大众语言中，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尽管如此，却没有什么理由断言，可以直接将生物学的现成结论搬到社会学中去；如果那样做可行，就不需要建立独立的社会学了。生物学的结论仅仅起参考作用，用以启发某些社会学思考；社会学的结论无论如何类似于生物学结论，都是需要独立论证的，而且在论证时只能使用社会学的方法与理据。

我们关注的只是死亡基因。

谈及死亡，既可以关涉整个社会或国家，也可以仅仅关涉社会的某个部分，例如某种制度、组织、政府部门、宗教、社团、部落等。不同于生物学问题，在社会领域谈论死亡不无风险，你能随便说“俄罗斯的死亡”吗？就是说俄罗斯“鞑靼人”的消亡，恐怕也要小心。不过，学者们与媒体人却常常百无禁忌，仿佛有某种特权。真的，今天已有人开始谈论俄罗斯的解体了！

如果说，不便于谈论某个特定社会机体的死亡，那么，一般地谈论社会的死亡呢？如果仅仅是确信：任何社会机体都存在死亡基因，那么，人们就不便一味反对。关涉社会死亡基因的概念与结论具有重大意义，它们将真正启示出许多有价值的研究。

至于某个特定社会死亡的问题，也不必完全排除。下面不妨以欧洲福利社会为例来作说明。

我一点也不想当乌鸦嘴，对幸福无比的欧洲福利社会大放厥词，说他们前景堪忧，正在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我当然不能作此预言。但任何一个诚实的社会学者，当他每天都目睹欧洲正在被“过度的”文明吞噬；看到其中的正常家庭越来越少，生育率越来越低，愿意就业的年轻人越来越稀缺，宁愿“躺平”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社会福利成本越来越不堪重负，来自不发达世界的移民越来越势不可挡；对于欧洲内外的恶势力越来越容忍宽宏，不作任何有效防范——你在目睹了这一切之后，除了惊呼“欧洲危矣”之外，还能提出什么救世之策呢？你不觉得欧洲正走在死亡的道路上吗？

对于社会而言，预言死亡已经不易，解释死亡基因就更难了。欧洲社会的死亡基因是什么呢？这应当是一篇重磅博士论文的题目，此处聊发议论不免有些轻率。但下述结论或许不无意义：死亡基因肯定不是单一的，具有某种多因素的构成，主要的构成因素就是：超低的生育率；超高的福利开支；近乎荒诞的社会均等化；对外部世界的过度开放，等等。一个更具综合性的因素是：对于扭转危险倾向的社会激励，其力度低到不起任何作用……。

此处并未特别引用专家的看法；他们的看法或许更完整、更专业；但我相信此处的意见并非不值一提。

这一类的思考价值何在呢？其价值就在于：它将推动社会去获取某些认知，在逐步积累的过程中形成社会共识，这种共识将影响实际的社会进程。至少，使人们对自己的命运有更切合现实的理解；对于自身的未来有更现实的期待。

政治学理由

从社会学领域进入政治学领域，似乎不是太大的一步，实际上仍然需要勇敢的跨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政治的面孔势必冷峻森严，不免让许多人踌躇不前。

首先遇到的难题是：你敢说政治上什么什么的死亡吗？提及已经死亡的东西没问题，例如流浪人口收容制度、劳动教养制度、一胎化政策等等。今天谈这些已不再有意义。提及其他稍现实的议题，完全可能敏感度陡增，几乎不容置喙。例如就说一个最轻松的吧：户口制度的存废问题。我相信，任何清醒而又诚实的人，都不能不认识到，今天这种形式的户口制度注定要死亡，至少不能照原样长存。但分明地说到它的死亡基因就难了。

下一个议题就更难了：它直通当下的核心问题——现行官僚制度的未来。当代中国的问题多矣，无数忧国忧民之士都在苦苦思索：救国之道何在？其实，稍稍明白事理的人，都已看出问题症结之所在，只是不愿明说罢了。大家都很清楚：当下中国最大的祸害，不是什么气候、环境、资源、人口等等方面的缺陷，而是目前的官僚制度；正是这种制度已经拖垮了一个庞然大物——苏联；它就不会再拖垮另一个庞然大物吗？

无论人们有多么不情愿，都不能不面对如下问题：

苏联式的官僚制度终究不免一死吗？

如果回答仅仅是“是与不是”，就谈不上多大意义，因为那不过是抛骰子而已。真正有意义的探讨是：

什么是官僚制度的死亡基因？

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在研究此问题。我只想坦率地申明，这无疑是当代中国最有研究价值的问题；与此相比较，现今深宅大院中正在进行的大多数研究，即使是顶级的学术研究，例如大名鼎鼎的胡鞍钢等人的研究，也不过是一些儿戏！

我真不敢说，自己能够考虑如此宏大而又艰深的问题，不过，也不想放弃贡献一得之见的机会。

官僚制度的死亡基因的某些要素是明显的，例如特权、专制等等，这些早已成为痼疾，在全世界都不是什么秘密。对此，我不想再说什么。此处我要强调的只是一点：

官僚制度因其不受约束的自增殖导致的高速膨胀，是破坏力最大的死亡基因。

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想象、或者已经想象过，中国官僚队伍的膨胀有多快。列举联合国发布的统计数字当然不无公信力，但今天似乎已不太起作用，因为人们已经听到过无数遍，无论耳膜与神经都已麻木了。在我看来，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以下事实：官僚队伍的庞大到了这样的程度，乃至这个队伍的管理者不能不发愁：如何继续养活他们且满足其永无止境的欲望！在大批公务员不能正常地拿到俸禄的危机时节，我相信有更多的人容易理解此处的分析。

死亡的故事

面对死亡基因，没有人能完全沉得住气。“生死存亡”，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天翻地覆的大事。面对个人、群体、国家或者制度的死亡，与之命运攸关的人是竭力抗争，还是听天由命？当然是极复杂的困难问题，不可一概而论。

人生天地间，目睹生老病死、兴亡交替，这些都是宇宙之常，对于其中的大多数死亡，就如同看待草木的一荣一枯，视之等闲，未必值得发出一声叹息。

但面对不同的死亡，人类毕竟有极不相同的感受。这件事首先与生命的长度有关。

在最短的一端，生死就在俯仰之间；仅仅短短一瞬，某些生命即已完成了数十度轮回！只有在实验室中，或者在某个“时间放大镜”下，那些瞬间完成的生死，才受到某种关注。

如果生命的长度足以与季节变异合拍，那么其生死频率就可能在人心中引发某种共鸣，引发一番生生息息的感叹。春天的冲动、夏天的闷躁、秋天的枯萎、冬日的萎靡，都是对生命轮回的一种回应。文人们在自己的诗篇中发出了无尽的咏叹，多少人沉醉在对世事荣枯的追忆中，如同不断重放人生的录影，让生命与死亡在梦幻中往返重复，以历尽人世沧桑、世道轮回。此中固然不缺生的快意，死的悲凉，但都只是一代间之事，远远够不上一个世代更迭的历史长篇。

人类对人生、历史、世界、宇宙的关注，本质上是超生命、超代际的；人在其对生命的感悟中、在其想象中，实现着对世代交替的某种通观与综合。人并非为一代人而活，而是为下一代、乃至无限多代人而欢乐与悲伤。在这种历史性的意境中，人不只是体验个体或者自身的死亡，同时也体验着先后反复的无尽的死亡，从这种无尽的死亡中感悟着“生之犹死，死之为生”！以此，最终消解了死之恐惧。

经历了如此多生命轮回、“阅尽”死亡的人类，是否已深入死亡之境，追踪死亡、捕捉死亡、囚禁死亡呢？特别，是否捕获到某种死亡基因，将其置于人们的注视之下呢？如果没有这种捕获，怎么谈得上对于死亡的追踪与控制呢？

真的，死亡是可以捕捉的，就有一个捕获死亡的真实故事。

在上世纪的美国，有一位黑人妇女罹患癌症，不治而亡，与死亡为伴去了。但她身上的某个癌细胞却被保留下来，存于某个实验室中。该细胞之所以受人注意，当然是非同一般，它有一种特殊的活性，竟然成了奇特的“不死之鸟”，它已经传下无数的后代……它们全都被保存在某个实验室中，一直接受着人们的观察、分析。

癌症一直被人们视为死亡的同义语，癌症就意味着死亡；那个似乎“永生”着的癌细胞，实际上就是“永生的死亡”，或者说已经被钉住的死亡，被囚禁的死亡。

那么死亡基因呢？那颗癌细胞中不可能不携带死亡基因；这一基因也不可能不随着该细胞的永生而永生，不可能不同样被囚禁在那个实验室中。我不知道，人们将如何去观察那个基因。这一切，对生物学家或许是极有趣的事。但对于没有那么多专业知识的普通人呢？他们对于死亡的认知、体验、遐想等等，会因此而有所不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