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之为用

如果你公然宣称喜欢“伪”，那就真该遭人唾骂了。有不可胜数的丑恶与“伪”联系在一起：伪官、伪政府、伪总统、伪书、伪史、伪劣产品……。但如果断言“伪”没有任何正面意义，那又难免被人讥为孤陋寡闻；科学中就大量使用所谓“伪概念”，例如伪球面、伪平衡、伪阳性等等，这些词不带任何贬义。实际上，“伪”之为用大矣哉！稍加概括，或许会让你感兴趣。

科学领域

今日之科学或许已经支配一切了！但即便如此，却仍然不能说，科学已经大众化，实际上它更不大众化了。科学家被视为“怪人”的时代，也没有远去，或许更接近了。科学家的“怪”，首先就表现在其所用的语言与众不同。为了科学的目的、科学的理由、科学的独特传统，科学家根本不和大众商量，就造出许多科学名词。科学名词之不大众化，表现之一是：即便使用普通字眼，也完全不同于常人的理解，带“伪”的科学名词尤其如此。

那毕竟是个别的吧？才不！在科学中已多到了司空见惯的地步。此处肯定不会去开列清单，因为对诸如此类的东西，非专业人士不感兴趣，甚至观感不佳，败人胃口。如果我在这里旁若无人地大谈“伪球”，恐怕大多数人将开溜了！

不过，至少得看一个例子，否则就完全没有感觉了。

我举的例子就是所谓伪原子，一个地道的物理概念，它表示某种“原子团”，是一种类似于原子的东西；其中的“伪”与任何人认识的伪字并无二致，但就是没有一点“伪劣”、“伪善”的意思。其所以加一“伪”字，除了表达与寻常原子有别之外，别无他意。

原则上，任何现有的科学名词，都可以通过加上“伪”字的方法构成新词，用来表达某个新的科学概念。如果哪一天你看到了伪地球、伪太阳、伪行星、伪晶体、伪芯片……，也不必大惊小怪。

不过千万别认为，这些词今天就已流行了！此外也要记住，不要在读了本文之后心血来潮，乃至情不自禁地自造一个“伪……”的新词写到文章里去！别介意，我敢说你多半没有这个资格。造科学名词是科学家的特权；即便科学家也不能胡来，所造之词只有得到科学共同体的认可，才有意义；否则，不过是自娱自乐而已。

政治领域

在“伪政府”臭名远扬之后，就不再有人相信，“伪”字还能堂而皇之地进入政治领域，这似乎是任何人都无法接受的。

不过，还是首先说明一下应用“伪”的各种情况。“伪”字的本义是虚假、冒充等等，具有明显的贬义，恰好与真、真实相对。你一定记得岳庙的对联：

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真！

可见真伪之对立，犹如正邪、善恶的对立。有这种比拟在，谁还敢用“伪”字？但在“伪”的实际使用中，仍可能表现为三种不同情况：正面使用、中性使用、负面使用。负面使用当然不必特别解释。唯有前两者才是非常规的使用，通常需要特别解释，以免引起误会。

至少在原则上，政治很在乎真伪。因此当“伪”字出现在政治领域时，可以想象，多半属于负面使用。如果我告诉你：即使在政治领域，也不妨中性地使用“伪”字，那么，想必你会大感骇异。

“假皇帝”当然不是皇帝；岂止不是皇帝，简直令人愤怒，谁还能公然冒充皇帝？但历史上，至少有一例假皇帝完全合法，没有任何贬斥之意，这就是王莽在正式称帝之前所用的称号，这是当时的统治集团认可的。此中的“假”没有任何贬义，不过是一个谦词而已。取同样用法的还有韩信，他在平定旧齐国之地后，竟自称“假王”，以致遭到刘备的训斥：要做王就做真王，称什么假王！当然，韩信口中的“假”也不过是一个谦辞而已。

如果将“假”换成伪呢？我不知道韩信与王莽是否考虑过；那不过是一个语言习惯的问题，至少在字面上“假”与“伪”并无区别。

上面似乎完全排除了真正贬义上的“伪冒”。其实，就是“伪冒”也有合法的时候，下面就是一个很著名的例子。

林彪事件之后，最为难的事情是，如何解释“洞察一切”的领袖竟然没有识破林彪之奸。领袖本人对此想必也深感苦恼与无奈。幸而，几个才多智广的谋士有了主意：康生与张春桥一起合计之后，想到了领袖于1966年写给江青的一封信。如果在那封信中谈到林彪，而且包含对他的某种不信任，岂不就证明了：早在5年之前就预见到了林彪的叛变吗？那不是神明一般的天才洞察又是什么呢？

想到这一层，谋士们豁然开朗，立即着手修改那封信。本来就是文章高手，干这种事情更是驾轻就熟，有何难哉！于是妙文立就，这就是人们后来在学习传达文件时看到的那封著名的信。领袖倒是十分通达，当文士们干这件事时完全置身事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活话：看来就只能随你们去办了。这种智慧，自然又比写手们高出一筹。

这岂不是政治史上的杰作！不过，我想这一杰作终究没有什么大用处，如果还不是负作用更大的话。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看来，整个林彪事件也不过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小小的漩涡，是否有高人预见到都无关紧要。既然整个文革都只是一种不足取的历史倒退，那么文革势力的一场内部冲突，就不值得过分去关注了。

文化领域

文化领域之伪，当然不会像政治领域那样惊天动地。但实际上为数更多，牵涉更广。完全不假思索，就可以举出伪书、伪经、伪学、伪史、伪文、伪诗……。从常识看来，在文化领域对于真伪也是绝不能含糊的。因此，“伪”字在文化领域的使用就主要属于负面了。有些岂止负面，简直就是用于表达文化垃圾！

不过，像对“冰炭”那样对待“伪真”，在文化领域也未必很现实，因为比起政治立场来，文化现象更加复杂，更难以判断。因此，对于出现于文化中的“伪”，即使学者们有时也莫衷一是。历史上的伪经就难倒了许多人。

在魏晋年代，在考古方面出现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最重大的事件是发现了一批古代经书，它们用当时并不流行的古代文字写成，因而被称为“古文经书”。例如《古文尚书》便是。而当时流行的经籍则使用稍晚的文字，称为“今文经书”，例如《今文尚书》。两者在文字、篇数、篇名上都差别颇大，何者为真的问题就引起激烈争论，成了一些历两千年未决的学案。近现代的主流看法颇偏向肯定“今文经书”为真，但也不完全排斥“古文经书”。无论结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学术问题，还没有到非皇帝老爷来断案的地步。

但到晚清年代，“今古文之争”竟成了“正邪”之争，这起于康有为的一部惊世之作《新学伪经考》。在该书中，康有为断定“古文经书”就是汉代学者刘歆及其门徒的伪造，其目的是为王莽篡汉作舆论准备。而康有为推倒古文伪经，尊“今文经书”为真经，则似乎是在为他所领导的维新运动立言。这样一来，“今古文之争”就不仅是汉代的正统与篡汉之争，也成了晚清的维新与守旧之争。硬将学术之争牵扯到政见之争，无论康有为如何立意高尚，都开了一个恶劣先例，实不足取。况且从内容上看，也太牵强附会，难以服人。因此，康有为给“古文经书”所定的“伪经”恶谥，也就不能定谳。

定一个“伪经”尚且如此之难，给历史上的其他“伪史”、“伪书”等等定案更谈何容易！如果一种文化遗产之“伪”并未确证，即使冠以“伪”名，也多半是一种习惯性的标签，并不像字面上所呈现的，有严格的贬意。

其实，比“伪经”更值得关注的是“伪史”。在西方文化中，撰写历史著作是民间学者的事情。在中国通行的是另一个极端：除了少数早期例外，官方完全垄断了历史著述，其产品就是收入《二十四史》中的那些“正史”，它们是唯一具有合法性的史书。非官方作者敢于写史，已经是一种需要勇气的事情；其作品登不了大雅之堂，被称为“野史”或者“稗史”；如果因其史论越轨而受到官方指斥，那么就连野史都算不上，成了在禁毁之列的“伪史”。可见，古代的“正史”与“伪史”之分，并不是学术意义上的真伪之分，而仅仅是官方的一家之言。这种意义上的“伪史”，大可不必一概排斥，需要历史学家们仔细甄别，取其有价值的内容为今天所用。

观乎此，就更不能盲目排斥旧文化中所称的“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