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若是他

对人类来说尚属幸运的是，任何滔天灾难都有终止之日，更不可能吞没所有的人，除非真是世界末日。因此，浩劫之后通常总有幸存者。面对无数的牺牲者，幸存者感受到什么了呢？主要的感受是幸福还是悲戚？这恐怕是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我至今仍然好好地活着，自然是幸存者无疑了。但我却不能忘记先我而去的那些受难者。我当然无从知道，这些人在遭劫遇难之时，经历了怎样的痛苦挣扎。但我就不能在反省中，稍稍进入他们那苦楚的内心世界吗？如果我的灵魂在他们身上附体，将如何感受他们的痛与思呢？

我若是老舍

本名舒舍予的老舍，竟以老舍之名传世，就足见此人非等闲之辈了。如果他不是在那个史上最恐怖的1966年死去，而且还是那种死法，他的故事或许会有很大不同。

我若是老舍，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可不愿将自己的生命终结在1966，那时看得要紧的那些理由，都说服不了我决然而去。我怎么会恰恰忽略那条让我选择贪生的理由：我还有许多事值得目睹，怎么就情愿让这一切都从此绝了缘分？人到这个世界上来，不就是要睁眼看世界吗？就不说看世界，难道就不想看看自己周边的人和事，后来终究怎么了吗？你不想知道：自己的作品还将增加多少新读者，是否有人将推举舒某人去瑞典领奖吗？就不想看看：儿女们究竟有什么作为，能推出他们自己的作品吗？妻子最终会原谅自己，让两人一起迎来一个和衷共济、携手同行的晚年吗？

以上种种，不过是私事、家事。还有国事、天下事，就不想更多瞧几眼吗？遥想当年，蛰居川蜀，渴望山河光复、大厦匡正、再造中华，为此挥洒了多少热泪！那些年月，反内战、反独裁的口号喊了多少遍，终于迎来了江山一统、共和旗帜高扬。但当年翘首以待的自由平等理想呢？创作自由、文艺繁荣、文化兴旺的梦想呢？共和国还年轻，对国家满怀热望的知识人，能不展望着未来；1966年没有实现的理想，就不可能在3年之后、5年之后成为现实吗？当年在重庆早就织成的旧梦，十年之后仍如泡影，难道就不能等待下一个十年，等来那个好梦成真之日？一辈子都盼望着宇内澄清、文明昌盛，怎么情愿将这一腔热血凝固在1966，不再一睹未来的复兴呢？

就算决意斬断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对于故人岂不少了几句交代？曾经得意于任侠仗义，快意人生，凡所交结，或恩或怨，似乎都可以付之一笑，了却俗缘。但少不了还是有几件不能一句话打发的事，在即将阴阳隔断之际，一展胸臆。平生快意恩仇，并不执意暗算他人，但胡风一案，平心而论，自己岂可说完全无辜？胡风曾经是蜀中旧人，几十年交往，心性理念，彼此岂不尽知！1955年胡风身陷冤狱，墙倒众人推，口诛笔伐，全国上下义愤填膺，文艺界中人谁敢不披挂上阵？胡风哪还有招架之功，岂不中弹无数，其中不少子弹就正是出自老友之手，今天还有何话可说，岂不罪无可赦！本来都是无辜书生，竟然都成了待宰之人，只是一个在1955，一个在1966，岂有差别？这件公案，总有公断之日。当初以无端构陷助阵，固然在高压之下，出于无奈，但这笔孽债应当在此生了结，岂可带入阴曹！不能不说：就此谢罪了！不胜愧恨之至啊。

平生不信阴阳轮回。什么“18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不足以自慰，岂可当真？但舒某人倘真的有重回人间之日，则决意戒绝人世间的任何虚荣，也不望什么成就，只愿安安静静平淡度日，不在意被贬为“落后分子”，绝不去争当先进人物。此时此刻的北京城中，沿街叫卖之辈，引车卖浆者流，熙熙攘攘，即使无发达之日，却少无妄之灾，岂不快哉！自己一生蝇营狗苟，纵有点滴功名，今复何在？

我若是吴晗

老舍弃世的这一年，吴晗的日子或许更难过。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自民国时代起就响当当的大左派，竟然被领袖钦定为文革的第一批试刀者。“文革”从什么事情开始？批“大毒草”《海瑞罢官》；《海瑞罢官》是谁的作品？正是这个大名鼎鼎的吴晗的大作！然而，颇为奇特的是，当时及此后，都很少有人知道：《海瑞罢官》几乎是直接奉领袖之命而作！没见过“阳谋”的人该知道，这岂不正是阳谋的经典案例？

吴晗无疑是文革的最大受害者之一。他生命的最后两年当然绝不轻松，但也不乏时间去思前想后，回顾一生的起起伏伏、是是非非。我若是吴晗，最会想到的是什么呢？

吴晗一生可谓风光无限，与知识界那些灾连祸结、九死一生的受难者曾经恰成对照。就是在西南联大年代，他就是知名的左派学者，但仍然过得欢畅自如，几乎没有来自重庆方面的什么压制，更谈不上罹祸蒙难。鼎革之后，进入北京市的权力圈子，官做得可不算小，是与彭真近距离共事的副市长。当时彭真权势之大，就在全国也屈指可数；吴晗参与或者与闻的党国要事之多，可想而知。对于所有经历之事，吴晗有荣、有功，还是抱怨、抱屈呢？

我若是吴晗，首先就要扪心自问：涉足政坛的荣辱几何？在副市长任上风光无限的那些年，能问心无愧吗？

建国初期主管北京市城建，第一件大事就是处理拆除旧北京城。事关京城的建城方案，领袖肯定要圣心独断，岂容他人多言！就是彭真也做不了主，更别说其下属。但作为主管副市长及学界闻人，完全有进言之责，也有进言之路。作为历史学者，不可能不知道老北京城无上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也很清楚毁掉老北京城的罪责该有多深重。但那时吴晗正在上升的阶梯中悠闲举步，岂有进言的风骨——这种角色让给了那一对傻书生：梁思成与林徽因。文弱书生的进言哪管用？该拆的城墙自然照拆不误。

中国历史上最骇人的罪恶之一，就这样种下了！其罪恶之深重，角色之丑陋，别人可以不知道，吴某人岂能不知道！历史学家认识、看待事物的尺度，不是十年，而是千年、万年！

我若是吴晗，仅仅因为这件事，就不能瞑目而死！我将永远因此而忏悔。别说天堂，就是荒山野岭，我都不配被留出存身之地，我只配去阴曹地府，承受永世的惩罚！

我若是刘少奇

最大的文革受难者这顶凶冠，就是吴晗也得让给刘少奇了。倒不是因为刘的官最大，在冤魂的世界还论什么官阶？更合理的理由是：国家为打倒刘付出的代价最大，而刘的案子也最荒唐最奇特。

1968年之后，刘对这个世界就不可能有任何作为了。但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在激发人们的思考与想象这一点上，刘的影响力仍如既往，甚至更大。原来的刘作为现任国家元首，没有人敢于在国家严格限定的界限之外去发挥想象；今天这种限制已不复存在。

倒刘当然没有任何合理性，这一点与刘的功过是非无关，也与刘的历史地位无关，而仅仅关联刘的法律地位——将法定的国家元首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废黜，并以粗暴的政治手段予以翦除，这不只是对刘个人的野蛮攻击，也是对国家元首这一神圣职务的公然宣战，完全可以定性为一种叛乱行为！叛乱者就是刘的对手。

然而，这种推理仅仅适用于现代法治的逻辑，而在现代中国，这种逻辑早已被摧毁废弃，而毁弃者就包括刘少奇本人——自从刘公开宣称国家宪法甚至不及领导人讲话与报刊文章重要，他就不再认同国家最高权威的效力；此后拿着宪法文本怒怼红卫兵，就成了十足的笑话。在遵循法治逻辑的前提下，刘的遭遇是空前的冤案；而刘作为主要参与者废除法治，也就是废除国家纲纪之后，就没有什么根据为刘的冤情断案，因而无所谓冤案——这是刘的最大悲剧！

我若是刘少奇，对他这个案子应当有完全不同的表述与处置。

首先，刘对于自己担当的角色能够问心无愧吗？你真正理解了设置国家元首的机制及其权力责任吗？你真正相信宪法文本的神圣性及其法律功能吗？你真正依据法治原则履行过职责吗？你履行过法定的问责及接受过必不可少的问责吗——如果这一切都被空悬，那么只能说，你事实上已经废弃了元首之职。在这种情况下，你唯一应当做的就是：郑重宣布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当然不可能有任何人将这种宣布当一回事，但你仍然要走出这一步，以对历史负责。

之后，你就不再有公职，也就不再有相应的权力与责任，但仍然可以而且应当履行一个公民应有的义务，对重大国事提出自己的看法与主张，特别应以个人名义紧急呼吁：立即终止“文革”这种非法行为！

然后，你应继续履行公民义务，竭尽全力拯救国家。鉴于你的资质与经验，可以做很多事情，例如联络志同道合的各界人士，呼吁制止非法的暴力行动，呼吁军队保护遭到非法侵害的公民……。

作为一个老资格的国务活动家，你当然明白上述这一切都不过是纸上空谈，也不会有任何人再给你发发空谈的权利。但并不会徒劳无功，你将至少有两项收获：对历史作出了明确交代——这一点绝非可有可无；你终于会学到一点东西：在这个国家，没有权力的公民能够做些什么。而往日官方文件中曾经大声宣布，公民有种种权利与机会，去履行公民义务，服务于国家与人民……种种漂亮说辞都来自你参与主持下的闭门造车；现在你终于有机会看到了：这一切都形同虚设，没有任何现实可行性！你从未想过也从不试图了解的只是：这许多形同虚设的东西却在全国流行，每天都在徒费天下人的资财与口舌，而你照样高坐云端，听着汇报，收阅捷报……。正是这一切，最终酿成了空前悲剧，而你自己也不幸成了受害者之一。

我若是田家英

田家英显然是更不被注意的角色，但我要说，他的故事更具悲剧性。而且，对于他如何从自己的既定角色中拯救自己，也具有更大的想象空间。我所发挥的想象，或许更能激发人们的兴趣。

我若是田家英，绝不会选择自我了断！或许你会说：如果是他人了断你呢？那么就竭尽全力避免这种结局，而为此只要作某些有效而无害的改变就够了。最终目的，就是活得长久些，尽可能地长久，使之有较好的条件与充分的时间书写“当代春秋”，而做这件事，没有人比田家英更合适的了！

想必你认定自己已经明白了：这不是指望你做一回李志绥吗？“做李志绥”未必是坏事。但如果那样想，也不免太高估李志绥了。李不过是一个有经验且尽职的医生罢了，其才智、学识、志趣与眼光都非常一般，根本不是那种有资质书写“春秋”之人。问题是，田家英会是这样的人吗？我并不敢完全肯定；但如果他也不行，那么国中就难有这种人了。

更多的质疑会来自完全不同的角度，其中之一就是：干嘛要在田家英的主公身上用这么多心思，他不过是一个枭雄罢了，这种人在20世纪多不胜数，未必一定有长久关注的价值。况且，在传统文明转入现代文明的年代，一个过渡性人物，不过就是蒋介石一流的人物，已被人们研究得够多了。但田家英所熟悉的人恰恰不是这样，他在主观上与实际上都不是什么过渡性人物，而是中华帝国的最后一人，是他理想中的集大成者，是不折不扣的“千古一帝”！你的进一步质疑可能是：何必再堆砌高帽，不过是皇帝一个罢了，在20世纪这何足论哉！那么，就得告诉你，问题恰恰在这里：

他是完全传统意义上的皇帝，就依传统标准看也是最坏的皇帝！

这样的结论在初看起来不仅骇人听闻，似乎也不合逻辑：一个身处20世纪的人，有不可胜数的机会耳濡目染现代文明，怎么可能完全将自己锁在旧世界的牢笼中，举步投足都保持传统的帝王思维，甚至保留帝王语言与帝王做派，而且将此种种坚守一生——这该需要多强大的意志与毅力！岂不是近于神的气质？

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就真是中华文明的奇迹了！这样一个奇迹、创造这一奇迹的文明环境、使这一奇迹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凡此种种，还不应成为当代政治学、文化学、人类学的头号研究课题吗？有这种超时代、超智慧的专题等待着的田家英，他怎么能够轻生而去呢？这无论如何不合造化的意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