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智递减律

“上智下愚”之说不免难听，但我相信大多数人终究深信不疑，至少在潜意识中莫不如此。否则习惯上说：“领导可不能如同老百姓一般见识”，就没来由了。“上智下愚”的逻辑推论必然是，“第一号人物”永远有最高的智慧。古称“圣心独裁”，那个圣心能不出自最高智慧吗？否则怎成金口玉言！于是，天下人就认了：“一号”的智慧——为方便起见下面简称为圣智——天然地具有顶级性。

然而，英明绝伦的“圣智”并没有带来持久的太平盛世。其理由似乎并不复杂，许多人都看到了：同为“一号”的人智慧上也是等差不一的，而且随着家族或王朝的延续而退化。如果不否认这是古今通则，那么就不能不承认：“圣智递减律”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如果你不喜欢有点学究气的“圣智递减律”一词——我就不喜欢——那么，不妨就用颇为粗俗却实在的大白话：一代不如一代！

有趣的是，“圣智递减律”的真理性并不下于黄炎培所称的“历史周期律”。但伟人说过，新时代将斩断“历史周期律”，这就使人不免指望：新时代也将斩断“圣智递减律”。不幸的是，迄今的现代史并没有证实这一点。现代史所展示的恰恰是：历史仍然在不折不扣地演绎着“圣智递减律”！只是，这条规律仅仅适用于“不走邪路”的那一半世界。探讨这件事不能不谈及老祖宗，但绝不失对老祖宗的至上崇敬。在地下有知的老祖宗想必心中坦然：他们自己书写的历史就搁在那儿呢，世人哪能就不记得！

为了解释本文的结论，下面依据“递减”的顺序逐一展示圣智。

大宗师

你当然知道，此处要说的大宗师，就是通常所说的大胡子老祖宗马克思，或许还应包括恩格斯。

大宗师具有最高圣智，这倒是确凿无疑的。

马克思是一位地道的犹太人，祖上世代担任犹太教拉比。马克思具有完整的学历，只是其出道的经历完全不同于东方人眼中的圣人：他根本不曾“寒窗苦读”，而是在波恩与柏林的大学中优哉游哉，只是将愈来愈厚的账单寄给老父；其开销之大，颇令同窗惊异。那时他广交年轻才俊，洒脱浪漫，击剑游乐，不是那种静待书斋之人。或许正是这种早年经历，让马克思成了“马克思”！

他不是一个仅仅博览群书的书虫，而是充分地吸收了当时已经弥漫于欧洲的自由思想气息，终日思考着种种奇思异想。伴随哲学博士学位而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桂冠，而是那时标准的欧洲自由思想者。他那时的主要信仰，恐怕仅“叛逆”而已：叛逆世代相传的犹太教、叛逆主流的基督教、叛逆主流思想家、叛逆黑格尔……。在一系列叛逆的基础上，他终于向真正的马克思迈进。

让马克思成为“马克思”的，主要不是德国的国粹——哲学，而是经济学。26岁之后闯入经济学殿堂的马克思，经受了智力上的第一次重大挑战，很快在经济学这一陌生领域站稳脚跟，同时也扎进了陌生的英法两国的知识圈。3年之后，他已自信能挑战世界了：他应邀担任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的精神领袖，关键的任务是起草其纲领，这就是后来差点翻转世界的那个《宣言》。

《宣言》的合作者是马克思结识不久的恩格斯。小马克思两岁的恩格斯出生富商之家，没有正规的大学学历，却是真正才华横溢的年轻才俊，其光彩照人的多才多艺甚至胜过马克思，但资本家家庭给他预定的从商之路，杜绝了他更加倾心的学术之旅。这个如同马克思一样志在推翻资本家社会的叛逆者，不得不将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耗费在做一个能赢利的资本家，据说是得为马克思的伟大事业给予金钱支持。两人似乎都确信：要推翻资本家社会没钱可不行！

马恩两人都不是什么 “打天下者”，而是传统西方文明塑造的那种思想者：遵循由启蒙思想家开创的理性原则，也继承着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的学术思维模式。在根本的方面，他们属于西方知识分子阵营，那些将马克思推选为“千年伟人”的人，尤其不可能反对这一点，无论这将会使多少现代中国人匪夷所思！

在个人生活方面，马恩两人当然远没有后来那些“坐天下”的门徒那样惬意。但他们一生广泛涉猎，信步闲游于政治、经济、科学、历史、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如此充分的文化享受，让他们获得远超坐天下者的生活情趣。但金日成们能理解并羡慕这些吗？

创世者

大宗师们开创了思想王国的新纪元；而开创全新的现实王国者，却另有其人，他就是至今仍然躺在水晶棺内的列宁，他真正开创了新世界，因而有资格被称为创世者。

列宁出生在俄罗斯喀山的一个知识家庭，毕业于大学法律系。他所学的法律当然无助于他用来建设新世界，他的终生事业目标，恰恰是摧毁让他获得学位的那些“资产阶级法律”！不过，大学对于列宁的意义，并非仅仅是背诵枯燥的法律，更重要的是将他塑造成某种欧化的知识分子。无论列宁本人承认与否，欧化知识分子的资质与形象，对于列宁事业的成功都是不可缺少的。

如果说马克思不是书斋学者，那么列宁几乎与书斋无缘！他在 1917年之前，一直过着流亡或者流放生活，没有漫游学海的条件与兴趣。以大宗师的标准来衡量列宁的学识，显然既不现实也不公平。但在流亡途中、在冰天雪地的流放地，列宁却学到了另一种知识——与对手搏击的知识；正是这种知识帮助了他的创世事业。

今天人们知道，列宁的创世最终没有成功，因为进入新世界的人，后来多半不幸福。就现实的理由而言，这件事当然不能完全归因于列宁的能力。但就时代与历史的逻辑而言，却不能不断言：最终的失败根源于列宁的理念——一种不可能提升人类文明的理念。而这又不能不归因于列宁在智慧、学识、认知上的根本缺陷。

简言之，列宁缺少真正洞察社会与历史的才智。

或许会说，将后来的失败归因于历史与时运的诡诈，岂不更理性、更公平？但一个关键事实不支持这一看法：列宁的导师、几乎同时代的俄国思想家普列汉诺夫，就清醒地观察到了列宁事业的根本缺陷，而且还准确地预言了苏联的最终失败！只是，死于1918年的普列汉诺夫，将自己的预言在巴黎银行的保险箱中封存了80年！

那么，列宁智慧与思想的主要缺陷是什么呢？

不同于马克思，列宁不是一个成熟的欧洲知识分子，也算不上一个真正有学养的理论家。但他却是一个强势而又高效的书写者；超过40卷的列宁全集，至少会让中国人拜倒在地。如此高效的写作，源于列宁的一个巨大优势：对于任何错综复杂的事物与令人眼花缭乱的时局，列宁永远可以在转瞬间作出结论，而且其结论斩钉截铁，不容分说。事后的理性分析表明，列宁的结论与逻辑都难以置信。

列宁居然相信：他提出的许多结论并不需要证明！在欧洲文化的气氛中，任何结论都需要证明，早就是一种常识；而未曾经历这样一种思维训练的列宁，却从未接受这种常识。考虑到同样出自俄罗斯文化的普列汉诺夫，能够通过自己的思考完成思维上的提升，那么就不能不说，在智慧上列宁到底略欠一筹啊。

一位大帝

列宁死得很早，只活了54岁，就将衣钵传给了斯大林。在俄罗斯的红色圣殿中，斯大林的地位略低。公平地说，斯大林对于列宁的首位还是服的，尽管在对国家的管控能力、毫不留情的铁血手段、花样百出的非常策略等等方面，斯大林都远超列宁。当然，斯大林的超强统治，得到了俄罗斯社会的充分报偿。一个曾经的格鲁吉亚小人物，在俄罗斯人的大海中如鱼得水，这已经是奇迹了；他的声威，实际上已经超过了他的偶像伊万雷帝。事实上，斯大林成了一位真正的大帝——其对手丘吉尔慷慨地赠予他“斯大林大帝”这一尊号。

但无论超过哪个帝王都说明不了什么——就是超过成吉思汗又如何？成吉思汗的智慧肯定得不到太高的评价；至于其非同一般的武功，则不能用智慧来解释。恰恰在智慧上，斯大林的评分应远低于列宁。倒不是因为斯大林学历较低，也不是因为其著作太少——这些固然是斯大林的短板，但稍多一点天才表现，就足以盖住这类缺陷。

斯大林所缺少的正是天才表现！他在屠杀老战友时的特别残忍、在战争临近之际几乎消灭苏军总参谋部的自毁行为、在战争爆发之前对种种准确情报的拒斥、于生命最后一年在其最亲密圈子内挑起剧烈的事端乃至众叛亲离、在脑溢血的危险关头没有一个亲信愿意挺身相救……，所有这些都绝不可能是智慧的证明，而恰恰是愚蠢的证明。实际上，最后他就是死于联合起来抛弃他的亲密同僚之手；种种迹象都指向这一下场，要有多愚顽才会忽视其中任何一个迹象！

攀顶者

在肯定自己的“圣人”地位方面，马克思之后的两个继承人都不谦虚。但他们毕竟不敢越出一条底线：取第一号圣人而代之。这与其说是他们的谦卑，不如说是他们部分进入了欧洲文化圈，多少知道一个新的“教宗”需要多大分量。而一个完全没有这种认知的人，就没有这种顾忌了。于是，就有了“攀登顶峰”之人。

“顶峰”一说可不是不怀好意的对手强加的，恰恰是领袖本人执意宣告世界的深思之举。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在文革前的最后一个春天，陶铸手下的《羊城晚报》连续三论“毛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丝毫没有疑义，毛明明白白地看到了这些，而且正是在看到之后，立即提升陶铸为第四号人物，并让其成为宣传系统的掌门人。成功登顶——亦即成为超越大宗师的红色世界的“一号”——当然好极了，任何接近这一角色的人都会奋力去摘此桂冠，并不算什么离经叛道之举。但登顶之路规划得如此简单粗暴，即使门内之人都看出其浅陋粗疏。至少，朱德、罗瑞卿、李达等人在目睹之后，都表达了自己的担忧，都直称“顶峰之说”不妥；他们肯定不是对领袖不忠之人，更不是癖好吹毛求疵的人。

当时及其后的事实，都绝无疑义地证明了：领袖在生前身后都没有取代大宗师的任何机会。在智慧上他离大宗师有多远，这既不是一个权力问题，也不是其“功劳簿”的厚薄问题。这种事情并不专属哪个党派，甚至不专属红色世界；全世界众目睽睽地盯着的智慧人士成千上万，他们不太可能认可一小批浅薄之徒的自吹自擂。

或许会说，即使不登顶，超越那位“大帝”总没问题吧？同样不可能！具体的比较十分无聊，实在懒得去说。

因此，无论这位攀顶者如何壮志凌云，他的壮志还是被阻遏在一条铁律之前：他终究无法克服“圣智递减律”的束缚，无可奈何地屈居斯大林之后。斯大林绝不是什么天才人物，但在攀顶者面前还是艺高一着，奈何？

筑梦者

许多人都曾经认为，在红色圣殿中，攀顶者将是最后一位大人物。时届21世纪，稍有眼光的人都认定，过去时代的那种圣人，已经不可能也不需要了。打破这种限制所需要的，不是智慧而是非同寻常的胆量。这种限制真的很快被打破了，破局者是一位伟大的筑梦者，他以惊人的胆略与想象力推出了“中国梦”。以“梦”作为自己的伟业目标，这已经突破了任何历史记录。

然而，在他面前仍然横着那个顽固的“圣智递减律”，他有突破的意愿与可能吗？要突破它，就必须超越攀顶者，事情就那么简单！

首先，筑梦者未必有这种意愿。以任何标准来衡量，他都是囿于华夏文化藩篱的人，这个文化没有传给他任何足以破局的思想资料，他不可能破除传承了数千年的那种严格的尊卑次序观念；不可能有“越等”的想象力。他尤其不可能有超越攀顶者的想法，那将是不折不扣的叛逆。攀顶者是他的父亲——精神父亲；他的恋父情结之深，是众所周知的。

其次，即使筑梦者有这种意愿，也没有任何现实可能性——这在今日之宇内大概不会有异议。自从他发明“正能量”一词以来，受过规范教育的人就不抱什么希望了，因为从学校获得常识的人，不知道“正能量”是什么东西。当然，一个处于如此优越地位的人，有不可胜数的机会来弥补那个小漏洞，但他成功的事例实在太少。

反复唠叨圣殿中的座次，在许多人看来想必是十分无聊的荒唐之举。在当今之世，真正重要的根本不是什么圣殿中的座次；就是圣殿本身也越来越无人问津。在一个日新月异的文明时代，人们的首要关切是跟上人类智慧的进步潮流，尽可能不在公众面前示丑。这个标准很低吗？全世界那样多大人物也未必能掉以轻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