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之难
天下当国者多矣；但开国之“君”并不多，因为“开国”并非天下常事。与“伟业崇拜者”的简单想象相反，“开国”并非就是用枪杆子“打天下”而已；真正成功的“开国”，主要应当是一种有效制度的奠定。在人类历史上，世所公认的优越制度的奠定，肯定是千年一遇的稀罕之事，哪能人人都可以当华盛顿！不妨说：
开国之难，其本来意义无非是国家制度的奠基之难。
奠基之败
正因为奠基之难，举出失败的奠基毫无困难。不过，我还是宁愿仔细推敲，严格选择那种门面上大成功、实际上大失败的例子，唯此才于世人有所启迪。下面的三个奠基者都曾被世人推上神坛
秦始皇——兼并六国一统天下这种成功，当然不致被轻易否定，即使千秋万世之后也不会成为问题。那么制度奠基呢？
你想必早已成竹在胸：这有什么问题呢？秦始皇岂不就是伟大的制度奠基者吗？历史的定论难道不就是“百代都行秦政制”吗？沿用两千年的制度的奠基，岂不是绝大的成功！
我肯定不会和张艺谋这类人去争论。但我还是要肯定地说：秦始皇的奠基恰恰是失败的，其理由有三：
其一，本来意义上的“秦政”二世而亡了，哪里谈得上“百代相传”！谈得上“百代相传”的，仅仅“郡县制”而已；而这种制度发端于先秦时代，并非秦始皇首创。自汉代起的国家制度，与秦制比较差别之大，没有任何理由说还属秦制。特别，那种源于商鞅的严格“计功行赏”制度，秦之后根本没有沿袭下来。至于出自韩非等人的“法术”就更不必说了。
其二，就算秦制流传百代，也是不折不扣的“贻害百代”！秦奠定的皇权专制、暴虐刑罚、文化统制、君师合一等等，一开始就是非常负面的东西，它所带来的危害至今都难以消除。
其三，就是仅仅着眼于“保江山”，秦始皇的奠基也是失败的。一个“二世而亡”的王朝，还有什么好说的！
朱元璋——他打出的天下维持了276年。就此而言，他比秦始皇更成功。但一旦论及制度建设，那么他同样是失败者，而且是比秦始皇更不堪的失败者。
问题是，朱元璋创建了新制吗？不是有一个已经存在千年的现成制度供其袭用吗？朱元璋恰恰不是这种满足于继承旧制度的人，他很有一点“雄韬伟略”的自信，坚持要开创自己的新制度。不幸的是，正是这种盲目的自信令其开创了一种最坏的制度；对中华民族来说更不幸的是，他恰恰身逢一个开启世界史新纪元的时代！
明制之败不在其短寿——与继承了明制的清朝一起维持了550年——而在于其极度无效，既无助于建成一个强大国家，也不能为华夏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从任何意义上说，朱元璋都不是一个能够开创有效制度的人。他近于文盲，完全不可能继承中华传统中的那些积极价值；他极度的刚愎自用、残暴专横、狭隘闭塞，根本不可能集思广益；他的“圣心独断”只能种下祸害无穷的恶果，其中之一就是废除丞相，使明清两代的皇权专制达于巅峰。朱元璋的流氓本性驱使他在耍弄权力时肆无忌惮，创建特务政治就是典型一例，这一创设尤其危害深远。
列宁——他曾被认为是最成功的奠基者，但在1991年之后，就不再有人坚持这样看了。即使苏联帝国的崩溃再延后50年，也不能认为列宁是一个成功的奠基者。最主要的理由是：当初庄严昭告世界的那些原则，在他所奠基的国家中一条也没有实现！
在苏联帝国中没有平等，有的只是更加森严的等级制度，更加无耻的官僚特权；也没有工人的解放，工人依然无权无产，而且远比欧洲的工人兄弟更穷困；没有什么国际主义，苏联帝国仍然霸占所有从中国掠夺的土地……。或许更重要的是，列宁所奠基的制度根本不能带来经济效率，70年之后的苏联，仍然远远落在欧美的后面，正是这一点迎来了1991年！
宁缺毋滥
对失败的奠基的最常见的辩护是：毕竟建了国啊！更合理的逻辑应当是：如果你奠定了一个很坏的制度，那么建国本身也就成了一件糟糕的事！这意味着：
一种糟糕的奠基比没有奠基更坏！
这实在是一个平凡至极的真理。就比如：如果你建了一栋很糟糕的房子，歪歪扭扭，既不能住，又不便拆，岂不害人不浅！你不会感慨：倒不如当初根本没建！如果那样，从新建设也好啊。这就是为什么，在“失败的奠基”与“没有奠基”之间不得不作选择时，我坚决主张宁缺毋滥！“缺”固然令人遗憾，而“滥”则肯定是大灾难！
中俄两国都提供了富有启示的经验，它们恰恰适于用来说明上面的分析。
由列宁奠基的俄罗斯，在1991年面临重建的问题。在此艰难过渡之际，俄罗斯先后遇到了两个非同一般的强人：叶利钦与普京。就气度、意志与掌控力而言，很难对他们作出负面评价，他们似乎恰恰是上天打发来拯救俄罗斯的人。他们拯救了俄罗斯吗？不要说什么：等待历史去评判吧！现在就可以作结论：两人都没能救俄罗斯！
今天的俄罗斯，就是一个失败的国家，无论它的块头还有多大。
这应归因于此两人（主要是普京）的能力缺陷吗？未必全无道理。但我宁可认为，本事再大也无力回天！列宁奠基的那个庞大建筑一旦崩塌，就是“清理废墟”都谈何容易！况且，无论普京有多强势，他敢真正拆除旧的制度架构吗？那将面对多少权势者的抵制、多强大的官僚机构的怠工！况且，普京本人就需要利用旧的官僚机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普京这样的强人都不足以实现国家制度的更新，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普京本人就是旧制度的宠儿，他能将旧制度连根拔除吗？
寿长点的人将有机会看到，即使数十年之后，俄罗斯仍将是一个三流国家，除非它因分崩离析而从地球上消失。
与俄罗斯不同，中国没有一个1991，似乎不存在“推倒重建”的问题。但中国有自己的1976，至少部分地需要某种重建，因而亦遇到类似于俄罗斯的难题。这个难题有多难，几代人都体会到了。
在权力结构与政治体制上，今天的状况与毛时代并无二致，它就是奠基者的杰作！今天或在多少年后，都未必有人试图去触动它，因此谈不上什么重建。
至于经济体制与产业模式，客观地说，已经今非昔比了，在各方面都被深度更新；至于许多人觉得依然陈旧不堪，那是另一个问题。不过，恰恰是经济改革的不能令人满意，说明了重建之难。毛在1950年代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在一张白纸上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要算他一生中最难得的金句了！即使邓小平、朱镕基这样的改革强人，也不能在中国大地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主要原因就是，这已经不是一张白纸，它早已被奠基者的奇思异想的作品占据了，还有多少亿人仰仗这些为生，你能一股脑儿全抹掉吗？即使强如朱镕基，其国企改革至今都赢得骂声一片，后继者还敢有所作为吗？
如果当初奠基者什么也没有做，或许情况反而会好得多。但国家毕竟不是实验室，对社会问题无法作这种假设。今天就只能承受当下的进退两难了。
另类奠基
对失败的奠基已经说得不少了。当然，世界上还有成功的奠基；否则，人类文明也达不到目前这种程度。下面的例子有点特别，它们是借他人之力而获奠基的，它们就是战后的德日两国。
作为二战的祸首，德日两国遭到了罪有应得的惩罚。战争结束之际，两国都仅仅留下一片废墟，除了满目疮痍之外，就是饥肠辘辘的人民。当时无人知道他们是否还有未来，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奠基！
幸而，这已经是一个文明的世界，蒙古人蹂躏过的民族的那种厄运，不致重现了——被蒙古人摧毁的西夏国，就从中华大地上彻底消失了！20世纪的文明人类，不仅让德日两个民族活下去，而且还给了他们复兴的机会。为其复兴奠基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在大战中的头号敌人美国！对于这一以德报怨的空前壮举，我们自幼听到的“教科书解释”是：美帝想扶植两个强盗来称霸世界！那时岂能不信？不过，没几年之后，被扶植者就在经济上占世界第二、三位，成了美国的强劲对手，先前的那些教科书解释，也就不提自废了。
前面已经说到奠基之难主要是制度建设。对于德日两国而言，却不存在这一问题：胜利者为它们准备了一套现成的制度，即在西方盛行的文明制度，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都自成体系。两个战败国能接受吗——对不起，这一次他们不再有发言权，至少没有多大发言权了，他们根本就没有拒绝接受的机会。不过，公平地说，面对胜利的美苏两强，他们倒心甘情愿地选择了西方的制度。
那些祸害世界的战争发动者，如希特勒、东条英机等，当然不是什么文明楷模。但不能说德日民族都是野蛮人；也不能说，德日两国人都没有分辨文明与野蛮的能力。就在1945年那个命运攸关的夏天，易北河一带的德国人——包括军人与平民——都疯狂地涌向美国人，唯恐失去成为美方俘虏的机会，唯恐成为苏联的俘虏！无论这些人曾经多么支持希特勒，毕竟还没有失去对文明的判断力。他们清楚地知道，落在苏联人手里将会有什么命运。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人，在最后一刻疯狂地抢夺一个轮船舱位，匆匆赶回国去当美国人的俘虏，竭尽全力避免成为苏联战俘，岂不与德国人有同样的判断？
知道这一点，就不再有“是否愿意接受美国制度”的问题。当然还有不到1/3的德国人，没有选择美国制度的机会，他们将在苏占区里享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直至1990年东西德统一时为止。
战后德日两国重建国家的故事，颇为另类。他们的奠基不无艰辛，但奠基时却无选择的困难——这一选择被他人代替了。对于仍然不忘帝国旧梦的那部分人来说，奠基的故事有点悲怆；对于其他人来说，这无非是一个拾人之惠的故事，一个绝处逢生的故事。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体验不到“奠基之难”。
但我仍然不能不将它归入“奠基之难”的故事；因为恰恰是这个故事最有力地说明了：其他国家的制度选择有多困难！例如中国、朝鲜、越南、印尼、菲律宾等国的战后重建，其奠基有多困难！在德日两国的反衬之下，这种困难所带来的痛苦岂不更强烈十倍！
国父情结
奠基问题自然联系着建国者。对于建国者的崇仰，似乎乃东西方所同，但在表达上则西方人更有想象力，他们推出了国父一词，近年来我们这里的一些人如获至宝。其实，将君权与父权融为一体的中国文化，最有资格使用国父一词。我们那么多勤于颂圣的文人，竟然没有率先使用“国父”这个词，实在有点出人意外。
国父当然不等于建国者。同样是建国者，其成功的程度也是高下有别的。依据成功的高下次序，可以列出如下四个等级：
上等：建成国家，而且奠定了一个有效的制度。
中上：建成国家而且制定了一种有效制度的方案，却来不及实际奠定该制度。
中下：建成国家，袭用了平常的制度，且不失小康之局。
下等：建成国家，但奠定了一种糟糕的制度，乃至陷其人民于深重灾难。
值得被拥戴为国父者，总该至少达到中上等吧。如果随便什么鸟人，只要打了天下，就既享“坐天下”之荣华，又得国父之美名，那么，天下的国父也未免太廉价了。倘如此，就是黑非洲，也会一下子涌出几十个响当当的国父来，其中就会有穆加贝这种宝贝！
我们拥有自己的国父吗？会有人立即举出孙中山。毋庸讳言，孙中山“打天下”的功夫似乎稍欠。但孙是共和制度的当之无愧的设计者，不熟悉的人不妨去读读《建国方略》。孙中山对于现代文明的领悟、对于世界潮流的清醒认知，都远超同时代的其他政界人物。
鉴此，尊孙中山为国父，应当是且已经是当今世界华夏族人的最大共识。
如前所说，我们历史上意外地错过了国父一词。但我还是要说，我们恰恰是“国父情结”最深的民族。在不少国人心中，实际上“国父”与建国者是打等号的。无论在草民还是读书人中，经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某某无论做了什么，他毕竟建了国啊。只是没明说尊某某为国父了。如果其建国成绩只够下等，那就如同前面已分析过的，那种奠基比一张白纸更坏！这样的国父，不要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