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治天下

人们想必不愿意承认：自己不懂什么叫共和；但恰恰没有多少人能说出什么是共和。我现在就给出一个非正式的定义：

共和者，统治者与其支持者依法共治天下也。

我并不指望有多少人会毫无保留地接受此定义。但我毫不怀疑，“共治天下”肯定是共和不可缺少的要素，或许是核心的要素。需要讨论的是：哪些人参与共治。这件事展开地说来，却不简单，它几乎涉及全部政治史。

贵族共治

从先秦时代起讲“共治天下”，一点也不荒唐。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那时就有共和，更不意味着出现于西周的“共和”是真共和。重要的是，先秦时代确实已经具有某些共和元素。简言之：

先秦时代诸王与贵族共治天下。

这种共治，不妨简称之为“贵族共治”，这等于是省略了作为主体的“诸王”。所谓诸王，当然首先指周王，也包括其他诸侯王，他们可视为头等贵族。在广义上，贵族包括天子、诸侯、大夫、士，后者算是末等贵族。作为共治的参与者，此处贵族指大夫、士，以与占支配地位的头等贵族相对照。

贵族参与下的这种共治天下，可不是做做样子，而是一种很地道的“共治”，而且出自当时的礼法。如所周知，先秦就是一个盛行礼法的时代；孔子及其门徒的著作言论，尽显了礼法的尊严与价值。礼法的作用在于：它严格规范了共治各方的权利与义务。贵族们严格地自觉遵守这些涉及“权利义务”的约束；他们在履行义务时的忠诚、严谨与牺牲精神，谱写了古代史的动人篇章，可以说光照千古！也因此，先秦的贵族共治，书写了中国历史上最亮丽的一页，让今天的人们仍然有幸沐浴在古代文明的余晖中！

此后，再没有这样瑰丽的时代了。秦之后的两千年，或许仍然是“郁郁乎文哉”。但你到哪里去找出入宫廷的孔孟墨荀？到哪里去找晋文公与介子推、齐桓公与管仲、楚庄王与孙叔敖、吴王与伍子胥？浸透在孔夫子著作中的怀古之浩叹，无非是悲叹先秦时代早期那种共治秩序的衰微；后世经常说的“古风不再”，多半指贵族共治时代的风范不存了。

先秦古朴原始，而现代共和新颖先进——笼统言之，当然无法反对。但即使对于现代共和，先秦的贵族共治仍不失为一个辉煌镜鉴！

士族共治

初看之下，自秦以来的两千年，就是不折不扣的专制时代，其间岂有共治的影子在？其实不然。秦之后的各朝，都存在某种共治，只是其共治的结构与形式各异罢了。

大体上，汉代、汉之后的魏晋六朝、以及隋唐年代，就是一个皇帝与文臣共治的局面；更狭窄一点说，就是皇帝与丞相共治天下。一连串闪闪发光的名字：萧何、王莽、曹操、诸葛亮、司马懿……，彰显了那个时代丞相的权力之大、声威之隆、功德之盛。

汉代之初，大臣主要来自与刘邦一起打天下的那些兄弟。他们多少带有下层阶级的色调。汉代社会的急剧分化，促成了一批世袭权势家族的崛起，这就是统治中国数百年的所谓士族。士族具有先秦贵族的某些特征，可视为某种准贵族。在魏晋六朝直至隋唐时代早期，朝廷的文臣乃至丞相，主要就来自士族。因此简而言之可以说：

魏晋六朝与早期隋唐时代的政治，就是皇帝与士族共治天下。

从士族身上，可以看到一些贵族的影子，但也仅仅是影子而已。从贵族那里，士族继承的缺点更多、优点较少。这就注定了：士族共治所能提供的正面的东西不多。因此毫不奇怪，魏晋六朝时代，恰恰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黑暗时期。士族政治的最大弊端在于，士族在某种程度上的世袭制，是一种完全过时的东西，它维系了顽固落后的权力垄断，严重地阻碍着政治的逐渐开放。

有了如此严重的缺陷之后，从“共治”的角度着眼，“士族共治”就没有多少值得考虑的价值了。

士人共治

唐朝无疑使中古时代的繁荣达到鼎盛。但从政治史的角度看，唐朝的建树也不多，更不是制度建设上的巅峰。这个巅峰来得稍晚一些，它出现在大唐之后的宋朝。在读史者看来颇为诡异的是，宋朝恰恰被认为是一个十分衰弱的朝代，只是它还是赢得了后世的赞颂。

在中国政治史上，宋朝最大的贡献是：它实现了相当发达的士人共治。

皇帝与士人共治天下这种局面，并非宋朝所开创，它发端于隋唐时代。实现与士人共治的前提是科举制，它正是隋唐时代开创并逐步发展成熟起来的。

所谓士人，就是那个时代的读书人。这是一个极为庞杂的巨大群体。作为个人，士人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出身与利益取向，并不属于某个单一的阶层。作为群体，士人从未形成为一种充分组织化的政治势力。将士人联结在一起的，仅仅是他们的同一进身之路——即科举之路。基于师生、同科、同门、同乡等复杂关系，士人之间存在某种相互联结的网络，正是这种联结网络让士人们获得某种稳定的归属感。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士人组成一个有形的群体，这是古代社会不可多见的一种社会群体。到宋代时，士人群体已经高度定型了。正是这一群体，托起了宋朝的士人共治。

当然，通过科举进入官场——更别说进入朝廷——的士人仅仅是少数优胜者。但这些人或强或弱地联系着所有其他士人。更重要的是，每个不放弃举业的士人，都是官场中的潜在候补者。因此，至少在士人的心理上，皇帝与整个士人群体共治天下，而不是仅仅与官员共治天下。这一点非常重要，它保证了王朝统治基础的宽广。宋代基本上没有内部动乱，既无叛官，亦无叛将，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士人群体的高度整合、士人对于朝廷的群体性忠诚、朝廷对于士人的高度尊重与高度信任、皇室与士人之间精诚合作关系的高度和谐。这种局面实属史上少见。至于外患不断，那是另有原因在。这就不妨说：

士人共治使中国中古政治达到那个时代的最大成功。

仅此，就不能不说，在政治史上宋代有绝大的贡献。

无产阶级共治

创建于1949年的共和国，有一个今天不那么悦耳的雅名：无产阶级专政。字面上这意味着：无产阶级参与共治而且居于独占地位。有正常思维的人，不太可能认可这一解释：无产阶级就这样当权了？他们难道不如以往一样在工厂、田间干活吗？

这确实是一个令理论家们烦心的难题。在理解上的主要困难就在于：无产阶级中的个人，确实很难有“在掌权”的感觉，就是最强化的催眠术，也不可能催生出这种感觉来，除非是那些完全因偶然机会进入权力的幸运儿，如王洪文、陈永贵等少数人。

只要做一点小改动，上述难题就解决了：将“无产阶级共治”修改为：

领袖与党共治天下。

大概没有人能否定“领袖与党共治天下”；只有一个完全非常态的例外：在文革时期，领袖一度踢开了他自己的党，仅仅与“中央文革”那几个人共治天下了。

如果认可上述结论，同时注意到党的坚实基础正是无产阶级——在“前三十年”这大体上是事实，今天就很难说了——那么，不就达到了“无产阶级共治天下”这一结论吗？

以上论证拐了好几个弯，必定使你觉得别扭，且放过不论。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代的共治水平，远远低于古代，特别是宋代。首先，无产阶级的成员进入权力的机会很少，且主要还不在其少，更主要的是完全没有稳定可靠的常规渠道，没有一种堪与科举制比美的制度，甚至根本没有建立某种遴选制度的意愿！这样一来，所谓“共治”就成了一句空话，与古代的“士人参政”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其次，就是对于进入了权力的那些人来说，其运用权力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也远远低于宋朝那些“志在治国平天下”的士人。

因此，这一时期的“共治天下”是最不成功的。

家丁共治

如上谈及的共治天下，参与对象来自贵族、士族、士人、无产阶级，都是或大或小的群体。一般来说，群体愈大，统治就愈有活力，也愈有合法性。其中尤以士人共治达到最高的共治水平，因为原则上每个士人都有进入权力的平等机会。这一点十分可贵，是中国人对于世界政治文明史的最大贡献，其价值远远超过所谓四大发明！

人类的政治进步，无非就是愈来愈多的人参与权力。自远古至今天，政治进步的图景明白而无可怀疑。但局部与一时的倒退亦不少见。倒退的主要表现在：共治参与者在减少。例如，与贵族共治相比，秦始皇就明显倒退了：他仅仅依靠权力金字塔上的极少数官员。正因为如此，秦王朝才亡得那样迅速、那样彻底。

就是秦始皇，也没有退到极端。更坏的政治形式就是家丁共治，这意味着：

独裁者与其少数家丁（即心腹，形同家奴）共治天下。

与“贵族共治”、“士人共治”等等不同，“家丁共治”并不是一种常态，它也不整整占有一个时代，通常是一种短暂或者局部的现象。不过，家丁共治也并非难得一见，历代都有，特别黑暗的年代出现得还不少。在元明两代，就不断出现家丁共治，这两个王朝就几乎亡在家丁共治所造成的空前破坏中。元朝的“家臣治国”，无疑沿袭了草原部落的传统，其落后荒唐不待多说。明朝出了一个最大的家丁，他就是天启皇帝的宠臣魏忠贤。他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宦官，被荒淫至极的天启帝赋予全权，位置升到史无前例的“九千岁”。明王朝就几乎亡在天启与魏忠贤这一对现实宝贝手中。

颇为有趣的是，在现代亦有“家丁共治”。那个辉煌一时的重庆王，就是特别借重家丁、最后毁于家丁的统治者。至于文革这种非常态时期的家丁共治，就更不必说了，那时，一个侍寝的生活秘书也是有希望进入权力核心的！

家丁共治当然毫无正面价值，不值得再费笔墨。

精英共治

所有上述的共治与共和的主要差别是：
A． 共治者的“进身之路”，要么是世袭，要么是举荐，要么是由科举选拔，这些都谈不上真正公平，也难以获得真才。在现代共和制下，这些途径都将代之以自由公正的选举。
B． 共治者的进退、奖惩、任免、任期等等，都未纳入严格的法治轨道，或者完全不受约束，致使国家机器得不到正常的净化与更新。而在共和制下，政府的组成与运行完全服从法律的管束。
C． 最主要的差别是最高权力者的地位。就本文所述的共治而言，最高权力者是君主或者领袖，其权力源于继承或者攫取，他构成共治体的单独一方，而且是唯一有自主性的一方，由他认可、征聘或邀请另一方的官员进行共治，而不是经过协商的双方联合共治，共治者的地位是完全不对称的，最高权力者几乎得不到监督且不可能被罢免。在现代共和制下，最高权力者的权力源于选举，而且权力受到严格的限制；他与共治者有平等的法律身份。

尽管如此，还是不能说：共治与共和毫无共同之处。正如本文一开始就提及的，共治具有共和的某些元素；这种元素愈多，它就愈接近于共和。反过来说，也不妨认为：

共和就是一种高度完善的、而且制度化的共治。

共和制下的共治者，正是古代共治者——贵族、士族、士人——的现代继承者，他们经由法定途径——选举或者其他制度化的遴选途径——进入政界，撑起共和制的整个大厦。他们获取权力的道路是竞争性的，因而必定在能力与德行上具有某种优势，这意味着他们属于一个称为精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权力精英——的群体。

现代共和制，原不过是由权力精英实行共治的一种制度。

简言之，不妨说共和制就是精英共治。当然，“精英共治”这个词并没有完全表达共和制的内涵。采用这个词，不过是有助于激发对共治与共和的联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