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之劫
每当我在史籍中读到“忠而见谤”一词时，都不免三复斯言，抑制不住内心的悲愤，不免生出不尽的慨叹。进入现代史，这种事情越来越多，反应也就渐趋平静了。尽管如此，现代史上还是有若干事例太过典型，致使人们不免叩问：此中逻辑何在？如果琢磨透了这一问题，或许就多少能够透悟：中国现代史的秘密何在了。
李达
年幼时，我的外祖母曾经对我谈及对李达的印象。那时，她在长沙谋生，经常看到李达长袍礼帽，乘轿外出。那时，李达是湖南大学的教授，还一度担任校长，其声威大概不下于今天的一个省官。
李达（1890—1966）生于湖南零陵一士绅之家，早年在长沙、北京等地读书。1913年留学日本，其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18年李达参与组织中华留日学生救国团，回国请愿；五四运动后，连续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与陈独秀等一起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主编《共产党》月刊，是中共一大的会务组织者，在会上当选为分管宣传的中央局成员。1922年之后，与陈独秀分歧日深，乃至经常爆发激烈争论，无法共事，愤而离党，去从事理论研究与教育工作。在国民党当政时期，李达是著名的“红色教授”，继续发表马克思主义著作，这些著作成为延安的重要学习资料与教科书。
1949年5月，李达参加了第一届政协；同年12月被恢复党籍；1953—1966任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的最高职务“人大副委员长”没什么重要性；但作为顶级元老与理论家，其巨大影响力无人敢轻视。如果将其类比于列宁的导师普列汉诺夫，或许并不算离谱！
我阅读过许多有关中共早期历史的资料，没有发现李毛之间有任何过节；而毛与大多数早期领导人，例如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李立三等，至多不过是貌合神离而已。在一大会上，主持会务的李达将毛的身份改成了正式代表，这一改动意义之大自不待言。至于毛是否心存感激，则不得而知。至少，迄1966年，毛李之间不存在任何宿怨。最主要的是，李达没有任何意愿与实力挑战毛的权威。
实际上，作为党内第一号理论权威，李达不仅没有独占精神导师地位的野心，而且在其后半生几乎心无旁骛地扶助毛，支持毛成为真正的精神领袖。在武汉大学期间，李达成立专门的研究所，集中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树立毛在党内的理论权威这一点上，李达的作用有多大，毛本人最应心知肚明。当时党内不乏有理论家之名的人，例如陈伯达、胡乔木、杨献珍、艾思奇之辈；这些人亦下了很大工夫着意于宣传毛思想。但毛本人十分清楚，这些人起不了李达所能起的那种作用，根本不可能与李达相提并论。不妨说：
在精神理论方面，李达是当时唯一的“造王者”！
洞悉历史的人——更别说熟读《二十四史》的毛——知道，坐天下者需要造王者，但未必喜欢造王者，或许比他人更加忌讳造王者！这就注定了李达的悲剧。对于促成这一悲剧，李达自己也起了一定作用：他似乎太在意与老朋友之间“心心相印”的诚挚友谊了，并未觉察到这种错觉多么不合时宜。他依然保留着早年交往中那种推心置腹的习惯，竟未意识到这正在将他推向灾难。
大跃进期间，他竟敢当面质问毛：你是种过地的，怎么能相信那些瞎吹牛？直言：“你发烧40度，下面就会烧到41度”。文革前夕，他又在毛面前抱怨“顶峰论违反辩证法”，完全没意识到灾难已经近在咫尺。1966年夏，毛的得意门生王任重在武汉发起批判李达，甚至禁止老迈卧病的李达就医。即使此时，李对毛的信任依然如故，特别致信毛：请救我一命！李达根本不知道，当时毛就在武汉，倘有心救李实在易如反掌。但就是没有下文，这就注定了李达的命运。
这是一个忠而见谤的故事吗？已经不够了，忠而见杀啊！
周扬
周扬的故事进不了主公精神世界的核心，但同样不失精彩篇章。
我读中学时，周扬位高权重，其文章编入教材根本算不了一回事。读过他的文章之后，还记得的只有一句话：（大跃进时期的）中国就要成为一个诗国了！其浪漫豪情可见一斑。当时没有想到，诗国一说实在是一个恶兆，很快到来的大饥荒展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尸国！当然，没有人认为周扬在恶意编造凶兆。
周扬（1908—1989）主导中国文艺界几十年，甚至被人称为中国的文艺沙皇。论资望与地位，在中共党内周扬都算不上顶级人物。他的最高职务，也不过是中宣部副部长、文联主席而已。但他的一个突出优势，却不能不让官场中人侧目：从延安时期开始，一直到文革之前，他都是毛最信任的文艺官员——仅仅这一点，就远远胜过几十年的浴血奋斗纪录！
毛本人是能文之人，谅他不会谦让于隋炀帝。隋炀帝自称：即使论文学，也该由他来做皇帝！或许，毛更有理由认为：就是论文艺，也该由他来当领袖！似乎没有人认为，刘周邓等会有什么不服。
尽管自恃高才，但毛毕竟主要精力不在此。一个亲掌三军、日理万机的人，哪有多少时间去读文人的作品！而在民国期间，中国文艺界恰好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期，作家与作品之多都创历史记录。一个志在当精神导师的人，不能不多少熟悉文坛盛况，以便掌控。这就急需一个具体管控文坛的人。这个人应当有足够的文艺资望，不致被群星灿烂的文艺界轻视；但也不能太强势，以致难以驾驭。可以说周扬恰恰是最佳人选。于是，周的时运就来了。不能不说主公实在是慧眼识人，他在日后想必会庆幸深得此人之助。
能够证明周扬值得信任的主要事实是：直到文革时为止，事涉文艺界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都由周扬遵命直接处理，包括抗战初期的文艺路线之争、延安时期的文艺界整风、1950年代初对一系列文艺作品的批判活动、批胡风批丁玲的运动、文艺界的反右斗争、1960年前后的文艺批判运动，等等。在所有这些运动中，周扬的出色表现都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致使主公不能不深自庆幸：对周扬的驾驭就如手使指，完全得心应手。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主公亲自交给周扬一份文艺界人士的名单，吩咐将这些人全划为右派！这件事涉及一大批顶级文化精英的命运，甚至可以说是国运所系，关系之重大自不待言。主公想必也意识到，这件事将关系到他自己的公共形象与历史地位。如此重大而隐秘的事情，岂可轻托他人？而恰恰选择了交付周扬，对周扬信任之深自不待言。可惜，事后看来领袖还是大意了：他没料到，周在死前还是抖落了这一天大秘密！
尽管如此，周扬之耿耿忠心毕竟是日月可鉴。他该得到善报吧？但这不是领袖的行为逻辑。文革还未真正启动，文艺沙皇就倒了——他正好给文革的发动祭刀！此后，就是周扬在秦城的十年牢狱之灾。他的命运还不算太坏，好歹能从秦城活着出来，度过后来那段回光返照的岁月，在晚景的凄凉中，慢慢去思考忠诚的代价。
丁玲
比周扬次一等的文艺人丁玲，其实与周扬的命运紧密相连。丁玲一生中的两次大劫难：1955年的“丁陈反革命集团案”与1957年丁玲被划右派，主要操刀手正是周扬！
丁玲（1904—1986）原名蒋伟，湖南临澧人，毕业于上海大学中文系，1936年到达保安，后转延安。这位湖湘才女的早年生活充满了种种惊世骇俗的浪漫事迹，就是从那个年代的开放女性看来，都极不寻常，那些只能是艳情四射的言情小说的素材，不应成为本文的关注点。此处只提到与本文主题有联系的一件事。
在1930年代，丁玲在文艺界已经小有名气；加以她那些颇具传奇性的浪漫故事，更使得她声名远播，即使戎马倥偬中的毛也不无耳闻。毛自己就是文人，岂不有兴趣于桑间濮上之事！在当时陕北那种清苦之地，魅力四射的江南才女的来临，会掀起什么波澜，再没想象力的人也会浮想联翩。
即使有了上述铺垫，毛丁之会的实际情景都仍然远超想象之外。简言之，毛立即将丁玲当做自己的私密知己了，乃至倾吐了一个男人可能有的最隐秘的想象。在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之际，两人彻底敞开心怀，从天南海北，谈到了陕北的异性。毛扳着指头，清点了身边的女子，指称哪些可以封为妃子，哪些可以封为贵人……。这种漫无边际的想象，颇近荒唐，或许伴随着某种惬意。我宁愿相信，这仅仅是一番戏言；但它足以证实一件事：毛真正视丁玲为可信赖的知己。
在陕北的这番经历，还有一个续篇，这就是1950年代初在中南海的一次毛丁会。其时毛心情特佳，两人共坐一船在海子里游荡，谈话还是如同陕北之会那样天马行空。这能够证明的，还是同一件事：毛对丁玲的信任无以复加。受到如此恩宠的丁玲，对领袖的忠诚，就更加无与伦比；于情于理，这都是绝无疑问的。
对于自己的一片款款忠心，丁玲是否有什么指望；是否希望得到更多一点眷顾，不得而知。只有一点十分清楚：丁玲绝对不会想到，领袖竟会报以绝情的惩处！这不仅超出了丁玲的想象，必定也会超越任何正常人的想象。而这种惩处就发生在几乎转瞬之后，其结果就是：1955年，丁玲成了“丁陈反革命集团”的主犯；1957年，丁玲成了闻名全国的大右派，很快被发配到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如果没有人出面搭救（有人说是王震），她肯定就埋骨北国冰原了。
这个案子的逻辑，我至今都没想清楚。丁玲本人也许想清楚了，此后30年，对于领袖仍然忠心耿耿、痴情不减，可不是仅仅做做样子，而是真情投入，在其晚年尤甚。她在回首往事时的那种甜蜜，几乎跃然纸上，是装不出来的。
这样一种忠诚，该列入什么等级呢？能说它被劫走了吗？
戚本禹
与上述三位相比，戚本禹已经是晚辈了，但至少在文革中，他的名气与影响力，都大大盖过了上述三人。那么，他的忠诚之被劫，也会超过三人吗？
我对戚本禹从无好印象，他在文革中之凶狠嚣张，正适合“不可一世”四字。但文革中的超级打手，焉能不如此？
戚本禹（1931—2016）山东威海人，在毛的文革派亲信中，算是一个少壮派，是那种借整人取悦主公而崛起的典型。其发迹之始，不过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小科长。那种地方接近中枢，一旦有机会被高层关注，那么其上升速度就非同寻常。而被关注的捷径是发文章，发那种杀气十足的大批判文章，恰恰这是戚本禹的强项。
戚很快进入了毛的视线。让他一炮打红的是1967年公开批刘少奇的那篇重头文章，那不啻是落于中国大地上的一颗核弹！戚或许真的相信自己足以留名青史了。那时，他进入了江青的亲近圈子“中央文革”，那就是文革时期的“军机处”。与清朝的军机处不同，中央文革并不管理国家，而是专司整人的秘密策划。中央文革成员驾临任何地方时，其声威绝不下于清朝的钦差大臣。当时戚权势之显赫可想而知。一个本来寂寂无名的小人物，到了离毛如此近的地方，手握如此大的权力，要不对毛充满了信仰、感激与忠诚，那就不合常情了。
与文革中许多昙花一现的政治明星一样，戚本禹的急剧坠落来得很快：文革开始后仅仅一年就败落了，而且在秦城熬了近20年！戚的败落至今都是一个谜；我始终没有看到过毛批戚的一个字。
戚本禹的忠诚效命，与他从毛那里得到的奖赏能够平衡吗？毛从不考虑这类问题。此处说到这一点，不过是就客观情势而论罢了。仿佛是要在大众中证明，毛的一时恩宠就是值得百倍报答，出狱后的戚本禹加倍地表达对毛的忠诚，颂毛的文章、演讲调门之高，到了完全难以置信的程度。只能说，他完全生活在一个与众不同的时空中，其逻辑与心态都非常识所能解释。就一个进入如此特殊心态的人而言，再谈论他的“忠诚之劫”，就显得不合情理了。
上面谈到的四位，早已去天庭安享永恒了。活着的人没法与之沟通，更不可能发出询问：你们所奉献的忠诚最终归属了谁？是伟大领袖、是列祖列宗、是人类还是天帝？在至高无上的宇宙规则面前，你们的忠诚具有不容怀疑的合理性吗？如果没有合理性，你们的忠诚有价值吗？如果尚有合理性，劫持这种忠诚的人该受怎样的谴责呢？如果你们已经思考过这一切，是否希望将结论告知后人？